在收取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时,全国基本上有四种收费方式:一是环卫部门上门收取;二是委托社区或物业公司收取;委托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单位收取;四是在工资中扣除。根据初步调查,造成垃圾处理费收缴比例低的具体原因有:
① 缺乏有效的收费载体。垃圾处理收费被定性为经营服务性收费,与在水价中征收的污水处理费相比,垃圾处理费由于缺乏收费的载体,其收缴率大大低于污水处理费的收缴比例。② 收缴手续费偏高。收缴过程中的手续费支出所占比例偏高,造成垃圾处理的收费政策实施效果比较差。比如,在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小区,垃圾处理费委托居委会收取,要给居委会15%左右的代收手续费,收缴率较低,环卫部门实际收到的垃圾处理费金额更少。③居民对于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缺乏必要的支持和配合。我国一直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垃圾处理的财政模式,垃圾处理费用几乎都来自于财政拨款,居民户不需要缴纳单独的垃圾处理费。传统的垃圾处理模式造成了广大民众“扔垃圾不用付费”的思维惯性,对建立垃圾收费制度持反对态度。据义乌市发展和改革局调查,在垃圾处理费的征收过程中,每年都有10%左右的“钉子户”拒交,部分“困难户”以各种理由少交,有的就是无理由不交,有的可能要多次上门催讨后才交。④人口流动性较大。经济高速增长的浙江省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另一方面,商贸、旅游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因而浙江省的人口流动性较其它省份高。人口的高流动性造成了一户居民拥有多处住房,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分离,户口不在居住地及房屋出租等复杂情况。一些社区居委会为了减少收费麻烦,按居民户口所在地收取,致使部分居民以已向户口所在地交纳为由只交一处费用,其它出租房屋住户逃避了缴费。
3)、固定费率制度限制了价格功能的发挥
发挥价格功能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价格要有足够的弹性,买方支付数额要与所获得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直接挂钩。另外,对于资源、环境领域产品和服务,作为激励型管制措施,要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取向,应该实行差别费率。
目前,浙江省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电力等诸多领域已经实施了差别定价或单位收费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垃圾处理费的征收还是采取固定费率的计价收费方式为主。这种按照每人(每户)每月收取固定额度垃圾处理费的计费方法,切断了居民支付与所获服务数量之间的直接联系,不仅不能影响居民垃圾产生与排放的决策,而且在成本承担上表现出了严重的不公平,极大地限制了价格功能的发挥。
5.浙江省建立和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对策建议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是垃圾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激励型垃圾管理政策。垃圾处理费的费率和征收问题是现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核心问题,因而,费率的形成机制与征收中的“排他机制”是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最主要内容。前文已经阐述了浙江省推行垃圾处理收费政策成效与问题,这部分内容将在垃圾处理一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全省现有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得与失,提出完善这一制度的对策建议。
5.1完善垃圾处理费费率的形成机制
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是一种特殊的价格机制,作为价格标准的垃圾处理费费率显然在这个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首要内容就是完善垃圾处理费费率的形成机制。
5.1.1 垃圾处理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对垃圾处理费率制定有重要影响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市场结构是影响企业价格行为的基本要素,因而垃圾处理产业的市场结构特征是探讨垃圾处理费率形成机制的基础性工作。
市场结构是指构成市场的卖者(企业)相互之间、买者相互之间以及卖者和买者集团之间等诸关系的因素及其特征 。准确地讲,居民是垃圾处理服务的最终购买者,但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为了提高效率,政府首先收集、分拣垃圾然后集中处理,政府在其中扮演中介代理人的角色。另外,单纯依赖居民上交的垃圾处理费只是解决垃圾处理成本的一部分,还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况且垃圾处理费也是归口政府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基于以上考虑,政府在垃圾处理产业中扮演者重要角色。
政府通过向独立核算的垃圾处理企业购买或自己直接从事垃圾处理服务,在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条件下,又把这些服务卖给广大居民户和企事业单位,垃圾处理费费率就是双方的交易价格。因此,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政府处于垃圾处理市场中垃圾处理服务实际生产者与实际消费者的中间环节,不仅是垃圾处理服务的垄断买方,也是垃圾处理服务的垄断卖方(见图5)。垃圾处理费费率是政府向居民户卖出垃圾处理服务的垄断卖价。
图5
垃圾处理产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如下特殊性:1)、因政府具有卖方垄断地位而具有垄断定价特征。2)、政府决策与市场决策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具体表现为:决策目标的差异性;政治角色的高时间贴现率;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等方面。上述特殊性对于垃圾处理费费率的制定具有以下重要影响:1)、费率的核定主体是政府;2)、政府有不断提高垃圾处理费费率而降低财政拨款比例的倾向;3)、当垃圾处理费费率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和高额的操作成本时,政府也有降低费率,提高财政拨款比例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