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与邻避政治：以嘉义县市跨域合作为例

由于嘉义县实际垃圾处理需求量仅约400多公吨，这让鹿草焚化厂每日有四、五百余公吨的余裕处理量，能够容纳其它厂的超额需求。例如台中市每日的垃圾量约有1000吨左右，而台中市焚化厂只能处理700吨，因此有300吨的垃圾必须藉由外县市的焚化厂来协助处理。而达和公司的营运体系，就提供这些垃圾一个重要出处，由达和运交鹿草焚化厂加以调节吸收。以二○○四年上半年为例，透过达和公司台中转运站进入鹿草焚化厂处理之废弃物少则每日50公吨（一月），多则每日174公吨（六月），显示民间环保公司的灵活经营策略，有助于焚化厂的操作营运效率，更为垃圾跨域处理的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
二、鹿草焚化厂：县府的聚宝盆
根据BOT的原则，鹿草垃圾焚化厂兴建完成后，交由民间公司代为营运，经公开招标，最后由全国最大的废弃物处理公司——达和于九十年十二月一日取得二十年之委托操作营运权，与县政府签订契约，详细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县政府对于达和有垃圾进厂保证量的承诺：若将900公吨每日处理量以85%操作运转率计算，焚化厂将至少有765公吨的日处理量，其中由县政府保证提供432公吨的垃圾，而每吨需付给达和234元。换言之，在这个数量以下的垃圾，不管多少，县政府每年至少必须支付约3700万元处理费给达和公司，若未达到这个数量，还有发电损失等相关赔偿。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协议让达和立于不败之地：只要将营运成本压低到这个数字之下，就不会亏本。另外，达和则有333公吨的保证量，除这部分处理容量可以自行运用外，若操作运转率高于85%则其自行处理额度更高。因此若能妥善经营，达和应能创造相当可观的营收。
乍看之下，政府好像签订了一个图利厂商的协议。但从达和对政府的义务来看，则可发现政府不但能藉此解决部分垃圾问题，还能够增加县库收入。达和一方面可能利用鹿草的余裕量支持其它达和代操作焚化厂处理过量的垃圾，另一方面可能够向县政府争取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的执照，吸收处理单价更高、更具利润的一般事业废弃物。但不管这部分燃烧物来源为何，达和都必须上缴县政府每公吨1474元的费用，包括回馈金200元、灰渣处理费300元、焚化厂折旧费974元等。因此，若达到85%的操作率，则达和将缴给县政府接近1亿8千万的费用，让垃圾焚化厂成为县库的聚宝盆。为此，嘉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专款专用的垃圾处理基金，目前盈余已接近3亿元。
这样的协定让达和与县府有一致的利益：两者都希望焚化炉能够达到更高的操作运转率。对于达和而言，其主要利润来自于发电出售的利润以及向服务对象收取的处理费。鹿草焚化厂为机械式焚化处理技术之大型焚化厂，其燃烧过程中产生之热能，可以气电共生的方式产生电能，然后转售给台电。据估计每吨垃圾可以产生500～550元的发电营收，因此达和公司处理每日765公吨垃圾的总发电效益约为1亿4千万元，若加上县政府支付的3千7百万元的保证量处理费，就接近达和应缴交给县政府的费用。此外，达和的另一项主要收入则为对外收取垃圾处理费。达和为嘉义市处理每吨一般废弃物可收取849.2元的处理费，而一般事业废弃物的处理单价更高，可能高达1800元一吨。这些都是属于达和的利润。但不管是发电效益还是处理费收入，都与处理量成正比，因此让达和有动机维持稳定的垃圾量以提高操作运转率（例如九十一年度达到96%）；对于县政府而言，提高操作运转率也意味着达和将上缴更多的费用，对县府也有更多收入。而当达和能够吸收的垃圾量远超过焚化炉的处理量时，达和也比较不会计较县政府保证量的短差，乐于取用县政府的保证量。基于以上原因，县政府因此也乐于协助达和对外吸收垃圾，维持接近满载的高操作运转率。在这个诱因结构下，嘉义县市合作处理垃圾的机制默默地展开。
三、嘉义县、市垃圾焚化处理合作机制的形成
嘉义市本身也有一个300公吨日处理量的湖内里焚化厂，但以85%的操作运转率估算，日处理量仅达255公吨，远不敷嘉义市312公吨的日清运量所需。而都会区地狭人稠，卫生掩埋场的增设势必遭遇非常大的阻力。因此需委托其它民间废弃物清运公司，将为数不少之垃圾送至高雄县仁武垃圾焚化厂处理。因此，若能将垃圾运往近在咫尺的鹿草焚化厂代为处理，将是更符合经济效益的作法。
但行政疆界的隔阂可能让咫尺成天涯。嘉义县市之间的关系看似唇齿相依，但近年透过合作协议而互蒙其利的经验实际上非常有限。嘉义市在七十一年改制为省辖市后，多年来一直由无党籍的许家班取得地方执政权，在许家班的影响下，传统上是由反对国民党的势力所主导。相对而言，嘉义县虽有传统派系政治的竞争，但在九十年之前是由国民党长期执政。因此，嘉义县、市之间，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各自为政。此外，县、市分家之后，嘉义县因大量县有财产座落于嘉义市，为了财产移拨使用问题，更造成前嘉义县、市政府之间冲突不断，特别是嘉义县李雅景县长（八十三年至九十年两届任期）与嘉义市长张文英（八十三年至八十六年）及张博雅时代（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龃龉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