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

在大连“7•16”溢油事件中，环境抗争事件中包括三种目标取向。其中，维权取向肇始于污染事件发生之初；谋利取向在获知可能获得赔偿款后出现，它掺杂于维权行动之中；而正名取向则是在草根动员者被取保候审之后。就参与者和主要目标而言，维权者是众多利益受损的养殖户，他们旨在获得合法的经济补偿；谋利者是没有遭受损失和谋求超额补偿的养殖户，以骗取赔偿款为目标；正名型环境抗争是草根动员者，旨在为自己恢复名誉。从本质上看，正名型环境抗争是维权型环境抗争的副产品，是草根精英为了证明抗争行动的合情合理以及维护自身名誉而开展的后续抗争行为。除此之外，当前的抗争实践中还混合着以下两重目标取向。

作为混合型抗争的重要维度，泄愤的发生概率明显增加。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下，因为利益分配和自身遭遇等各种原因，社会上存在着部分对社会不满的群体，他们频频掀起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的显著特征是大多数参与者与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的卷入主要是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是以发泄为主的一种“泄愤冲突”（于建嵘，2010：5）。当下中国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而环境问题的出现往往提供了不满和怨恨等情绪的宣泄契机。泄愤者的到来会深刻影响抗争事件的走向。一方面，他们会借环境抗争事件将自己装扮成利益相关者，围殴警察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导致社会秩序紊乱；另一方面，维权型环境抗争者容易受到情绪煽动，使得利益表达行为的性质发生变化。

凑热闹是混合型抗争的又一个维度。凑热闹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在围观心理的作用下卷入到环境抗争行动中，是不明真相的个人或群体在传言、谣言以及他人挑唆下，到抗争事件现场围观、起哄，并出现从众行为。当前，中国邻避运动此起彼伏，其中就有不少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他们在并不了解事件真实状况的背景下卷入到了抗争事件中。在浙江余杭区中泰乡居民抗议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事件中，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的务工人员就卷入到了抗争事件中。比如，在西湖区一家公司上班的四川籍女子何某当天是在朋友的煽动和蛊惑下，深夜赶到现场参与打砸事件。何某声称：“听同事说的，她说‘余杭那边在打仗’，我说‘打什么仗’，那个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她说‘造垃圾场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问我‘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就说‘随便’，然后就去拿了一个石头砸了一辆警车的窗户”。在此事件中，当地村民是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表达合理的利益诉求。但是，如果不加以识别和甄别，将所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都视为维权型环境抗争者，则与客观事实不符，导致真伪混淆，也有悖于研究的客观性。

（二）混合型抗争的产生机制

当前，混合型抗争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趋势，它背后存在特定的社会机制和运行机制。整体上看，混合型抗争的产生机制包括以下三个维度。

1.社会的原子化和人们的逐利心理
人类具有逐利的本能。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进程中，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得逐利心理进一步蔓延。随着社会的原子化，道德规范滑坡和谋利现象比较突出，出现了利益挤压道德空间的问题。近年来，老人碰瓷、食品安全以及2016年的非法疫苗案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不断拷问着社会公德、良知和秩序。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自然是主因，但扭曲的利益观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谋利型抗争就是在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环境污染或环境风险的出现为谋利行为提供了契机，谋利者则试图借此事件分得一杯羹。同时，违法成本低（造假行为被发现概率少）以及法不责众心理也为谋利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当然，大连“7•16”溢油事件中的谋利现象具有一定的客观性，那就是基层官员和某些养殖户的利益共谋是谋利行为出现和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2.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矛盾和怨恨心理
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分层的固化、社会不公以及贪腐等问题引起了底层群体的不满，甚至出现了极端情绪人群。有研究指出，面对同一个外部刺激，极端情绪群体往往会投入极大的心理能量作出反应，相比普通人群，他们具有更高的从极端情绪到极端行为的转变概率（桂勇等，2015）。在一定的情境下，情感激化和怨恨转化是群体事件成型的重要因素（陈颀、吴毅，2014；成伯清，2009；刘能，2004）。

当前，社会上弥漫的仇官、仇富和仇警等心理，容易通过特定的环境议题进行释放和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怨恨心理的社会群体往往是环境抗争的重要推手，他们在维权名义的掩护下将环境抗争推向高潮，并将之向群体性事件方向转化。在这项议题中，大量人群的集聚容易引发围观效应，而一旦政府部门处置不力或失当，特别是滥用警力后，很容易导致事件的升级。在此过程中又可能会催生传闻和谣言，导致情绪渲染和怨恨心理的再生产。于是，那些曾经遭遇过社会不公或存有不满心理的群体就会借机“泄愤”。大量的抗争事件表明，泄愤者的搅入不但影响了正常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而且会使得抗争事件的性质发生变化。很多时候，怀有怨恨情绪的人的煽风点火会超出维权型环境抗争的预期行为框架，产生很多非预期性后果，从而使得正常的利益诉求表达转化为非法的社会治安事件。当前，在邻避类环境抗争事件中，类似问题已经呈现出扩散和蔓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