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抗争——当前农民环境抗争的一个解释框架

（三）正名取向

谋利者不但使其自身陷入政治风险与法律困境，而且在舆论场域制造了争鸣甚至混淆，导致维权型环境抗争陷入污名化困境。谋利、行贿和受贿等违法行为被查实后，有些维权者也被贴上了谋利等污名化的标签。当“骗取国家赔偿款”的养殖户被判刑后，基层政府也就有了更为有力的证据来为其维稳手段正名。而当普通公众不再信任弱者，那么，弱者也就失去了社会公众的道义同情与舆论支持。

在很大程度上，复查发现的谋利问题使得维权型环境抗争，特别是草根动员者遭遇了“合法性困境”（应星，2007），他们为此开展了正名型环境抗争。这种环境抗争是环境问题引发的，是在遭遇合法性危机和被法院判刑后，主要面向司法机构开展的申诉和诉讼活动。整体上看，正名型环境抗争包括两种情况：一方面，环境抗争容易遭到合法性的消解（Molotch，1970；Molotch&Lester，1974），而抗争者在实现利益诉求的道路上往往历经多年，他们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的抗争行为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溢油污染后，贝类养殖户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他们认为赔偿款难以弥补其实际损失，需要为抗争行动正名。另一方面，因为对农民群体的动员和组织，草根精英容易遭遇“二次伤害”，甚至还会被“劳教”（谭剑、史卫燕，2014）。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湖南、湖北、福建、安徽、河南等地都出现过抗争精英被劳教，而后经过申诉被释放和恢复名誉的现象（赵永康编，1989：176-194）。在本案例中，抗争精英老赵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期1年执行。当然，这种局面与其抗争策略有着密切联系。当两家育苗户提供虚假材料时，作为村委会主任，他应该清楚他们是否在从事养殖，至少他没有开展核查工作。此外，为了扩大抗争队伍，他还让这两户参与到进京上访行动中。这种不加甄别地动员上访者的行为产生了令其追悔莫及的后果。

检察机关认为，作为补偿工作的村级负责人，老赵需要按照区和街道的文件规定，对生产经营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调查和初步审核，但在两家育苗户没有从事养殖经营、不符合补偿条件的情况下，他没有实地调查就在补偿明细表上签字盖章，并以村委会名义出具了他们当时在从事育苗生产的虚假证明，给国家造成了110多万元损失。随后，老赵以滥用职权罪被判刑；201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4月20日被取保候审。但是老赵不服判决，他认为自己被判刑与其对环境抗争的组织动员密切关联。同时，他认为“街道文件没有规定电费、苗种、用药、产品销售等项由村审核。而水产站也没有让业户将这些票据交村初审，而是要求将这些票据直接交给街道水产站审核”，因此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市中院认为“量刑适当”，于2014年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访谈编号：DL2015041303）。至今，老赵仍表示会继续上诉。与维权和谋利阶段的集体行动不同，这次他是一个人在抗争，是为了个人的名誉而抗争。

四、环境抗争研究的反思

（一）“侵权—抗争”逻辑框架的审视

当前，国内环境抗争研究呈现的是“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认为弱势群体是在遭到侵权（事后型）或可能遭受侵权（预防型）才发起环境抗争，其行为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但是，这种逻辑框架的简单化与片面化缺陷日益凸显。

对“7•16”溢油事件的研究发现，抗争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民与石油公司之间，在农民与当地政府之间、农民之间都存在着深刻而复杂的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多元主体的角力场。中石油作为事故责任方，自然成为农民抗争的对象，中石油与其存在着“侵权—抗争”的对应关系。但是，有些养殖户没有遭受实际损失，依然卷入到环境抗争中，他们的行为动机在于借助这起事件从中谋取私利。而中石油“投资替代赔偿”的方案产生了“企业污染、政府埋单”的格局，由此加剧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不仅如此，政府的刚性维稳使得其与上访户的利益博弈更加剧烈。此外，由于赔偿执行中的漏洞，农民之间形成了利益博弈格局。有些农民通过行贿、多报和谎报养殖面积获得赔偿款，造成其他农户的相对剥夺感，并由此导致了举报和上访等问题。总之，利益分化的复杂化以及抗争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对“侵权—抗争”的逻辑框架和价值预设保持警惕和反思。

（二）弱者身份与弱者标签的反思

弱者通常被看成是缺乏社会资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群体。然而，弱者有其自身的力量和行动逻辑（Scott，1985），弱者身份可以成为武器（董海军，2008）。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弱者在环境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们的话语体系，并且日臻娴熟于运用弱者的符号表达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