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僵局

拾荒者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巴西政府在城市中专门拨出一块地供合作社使用，企业和NGO负责提供核心设备(主要是分选流水线和打包机)和管理指导。垃圾由传送带运进分拣车间，工人们分别站在流水线两旁进行人工分选。因为都是干垃圾，分拣起来不是太脏，分选速度也许没有机械化分选快，但准确性很高。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节省了大量投资，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

“这些拾荒者都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杨斌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工作对身体的要求不高，甚至还解决了残疾人的就业问题。”

目前巴西全国一共有435个合作社，一共创造了50多万个就业机会。合作社成员的人平均月收入为270美元，达到巴西最低收入水平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合作社工作人员的社会归属感很强，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对社会也有贡献，从而减少了不安定因素，促进了社会和谐。

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西的资源回收利用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纸板的回收率为79%，纸是33%，塑料是16.5%，PET树脂是48%，均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水平。

据统计，目前全中国有230万拾荒者，分布在660个城市里，光是北京市就有17万人依靠拣垃圾为生。如果能想办法利用这些人的能力，兴利除弊，应该可以更加有效地解决城市垃圾问题，促进可再生产业的发展，节约宝贵的自然资源。

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和无菌常温包装盒，是垃圾回收利用过程中的两个难题。这两个行业的现状，分别代表了垃圾回收产业的困境与希望。

废电池的困境

废电池的回收利用，在中国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被称为废电池大王的北京商人王自新，是这一过程最好的见证人。

因为担心废电池中的汞污染环境，中国政府从1997年开始大规模提倡回收废电池。医生出身的王自新从1999年开始关注电池回收产业，与北京科技大学合作，在河北省投资建设了一家湿法电解回收废电池的工厂，但因为没法解决污水问题，被媒体曝光，项目也被迫暂停。

2002年7月，清华大学聂永丰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认识废电池对环境的影响》的文章，指出普通电池中的汞含量较低或不含汞，且消费群体分散，随生活垃圾填埋不会造成污染。集中回收后，如果处理不善，反而容易造成局部地区的汞污染。他提出了“强制禁汞、谨慎收集、回收利用”的方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允许财政对利用废电池的企业进行补贴，只能坚持企业自愿的原则。如企业具备技术、经营能力，或者从公益事业的角度考虑，即使亏本也愿意干，也可以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国家环保总局认可了这个提法，于2003年出台了新的废电池回收管理办法，不再鼓励回收低汞无汞的干电池。2004年全国开展大规模整治环境运动，第一枪打死的就是王自新的工厂。一夜间，王自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不久前，本刊记者在位于北京大兴县魏善庄的一间农家小院里找到了王自新，原来他并没有放弃这项事业，而是通过自己的研究，结合国外先进技术，发明了一套真空加高温的新式处理技术。他东拼西凑了15万元，建造了一个小型中试设备，做了5个批次试验，证明此法有效。但要想建设一条大规模生产线，至少需要投资300万元。王自新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四处求助，但至今没有任何希望。如今这台命名为“先锋”的中试设备安静地躺在小院里，零部件已经开始生锈了。

“如果采用我这个技术，即使所有废电池都是无成本进厂，处理1吨电池的利润也只有400元，平均每个电池6厘。如果再加上运费，就只能保本了，因此没人愿意投资。”王自新告诉本刊记者。

王自新想过申请环保基金，但所有这类基金都要求申请人先成立一个注册资金100万元的公司，王自新拿不出这100万元。

去年，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赞助了他17万元，他用这笔钱在魏善庄租了3亩地，把几间鸽子房改建成了废电池存储仓库。但这明显是权宜之计，王自新还在期盼着何时能从天上掉下来300万元，好让他把这个想象中的工厂建起来。问题在于，他总想一步到位，不肯与别人合作。这样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环保方式，在今天的社会里肯定是行不通的。

利乐包的希望

利乐包的回收利用，同样曾经是垃圾回收领域的难题。

像利乐包这类牛奶饮料盒(或者叫做复合软包装)通常含有75%左右的纸，其余是塑料和铝膜，无法直接被打成纯纸浆。以前人们不知道，经常把这种纸包装混在废纸中运进废纸处理厂，但普通纸厂没法完全处理，还得再拣出来扔掉。有人看中了利乐包的材质，把它压缩成塑木材料，代替一部分木板的功能。但是这样做改变了原材料的功能，附加值很低，回收价格一直高不上去。中国的利乐包回收率一直在10%左右徘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欧洲水平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