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僵局

这两位创业者一个名叫许继才，另一个名叫杜茂献。他们每个月向每个拾荒者收取500元管理费，但拾荒者每个月能挣到1500元，顶得上当年普通职工一年的收入。如今这两人都已成了垃圾回收领域的大老板，而杜茂洲就是杜茂献的哥哥，照理说在这个行业里具有旁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但他却已萌生退意。“我打算改行搞建筑了。”杜茂洲说，“垃圾回收政府不支持，做不下去了。”

不光政府不支持，环卫系统的员工更是坚定地站在了拾荒者的对立面。“我清楚地记得，‘非典’时期我们的垃圾成分好得不得了，收益也非常好，因为捡垃圾的都跑了。”董黎对本刊记者说，“这个行业风险大，值钱的垃圾我们收，不值钱的我们也要管，这就叫做权利和义务对等。另外，垃圾管理国有化的成本极高，因为我们必须实行规范化管理，肯定亏本。捡垃圾的不管这些，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竞争？所以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打算依靠谁。如果要依靠我们，就得给我们相应的扶持，增加投资，帮助我们开发新产品，分出更多类的垃圾。”

在董黎看来，拾荒这个行业不符合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社会观感不好，会让人觉得贫富差距太大了。另外拾荒者不好管理，传染病和犯罪的问题也很难解决。王维平对此也有同感：“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调查，北京市72%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干的。很多拾荒者素质低下，捡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北京一年丢3万个井盖，都被拾荒者偷去卖掉了。另外，拾荒者70%有传染病，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隐患。”

不过，王维平认为拾荒者对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功劳不能抹杀。“北京市的垃圾回收利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不是政府的功劳，而是拾荒者的贡献。”王维平告诉本刊记者，去年央视拍过一部名为《双城记》的奥运纪录片，对比了北京和伦敦在城市交通、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5个方面的优劣，北京只有在垃圾回收这一点上胜过了伦敦。“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推行居民垃圾分类，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健全了，穷人宁可待在家里吃救济也不去捡垃圾，拾荒者阶层消失了，于是政府只能把垃圾分类的重担转移到市民身上。”

王维平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政府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国内垃圾总量于1989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递减，2008年比1989年减少了44%，垃圾焚烧厂也从1989年的25个减少到2008年的15个。

长期从事垃圾研究的日本名古屋大学农学国际教育协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岡山朋子博士于10月25日在北京为环境组织代表做过一个报告，间接证实了王维平的说法。由于名古屋靠海，很难找到填埋场地，1999年经历了一次类似今天北京面临的垃圾处理危机。自那以后，名古屋把垃圾管理的中心从末端处理改为前段控制，尤其注重包装物的减少、垃圾分类和循环再利用，仅仅用了两年，相关措施就见效了，垃圾总量减少了25.6%，分类收集物也增加了两倍。垃圾焚烧率由1998年的79%降到2004年的56%，而且焚烧的大部分垃圾都是生物质废物，如厨余垃圾、纸和木料废物等，塑料很少，不会产生二恶英。

确实，国内媒体上经常可以读到关于日本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文章，肯定让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羡慕不已，慨叹中国人的垃圾分类意识何时才能达到日本人的水平。但是，董黎的观点也许代表了更多中国老百姓的心声：“作为纳税人，我不愿意自己动手搞垃圾分类，而是希望政府把垃圾问题管起来。我认为垃圾问题应当是政府为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北京市人民政府今年4月24日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生活垃圾处理是关系民生的基础性公益事业。”这一新的定位改变了过去过分强调依靠发展垃圾产业解决垃圾问题的做法，改由政府主导，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的新模式。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否有这个能力挑起重担？

巴西模式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你们千万不要照搬欧洲模式。”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女士在访问欧洲时，欧洲同行对她说，“欧盟东扩时东欧国家照搬西欧模式，由政府投资建设现代化垃圾分选设备，其结果就是政府和拾荒者抢垃圾，白天清洁工锁上垃圾箱，晚上拾荒者再把它砸开。东欧有很多穷人，他们以捡垃圾为生已经很多年了，没了垃圾就找不到工作。”

作为专门负责企业形象传播的副总裁，杨斌女士十分重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问题，曾经去巴西考察过当地的垃圾处理模式。巴西和中国一样，老百姓的垃圾分类意识不高，但却有着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于是，巴西政府针对本国的现状，采取了一种变通方式，并不要求居民对生活垃圾实行细致分类，而是只要求他们把垃圾分成干和湿两种。居民倾倒湿垃圾需要按照重量向政府交费，干垃圾则免费。湿垃圾由政府部门负责处理，或堆肥或填埋，干垃圾则交给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负责分类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