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僵局

上午11点，工人们又运回了一车垃圾，两车加起来大概有8吨左右。此时炊烟再起，工人们生火做饭。一个5～6岁的小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玩游戏，玩具竟然是一辆塑料推土机。吃罢午饭，大家唠了会闲嗑，便来到各家的自留地上，开始对今天的战利品进行分类。每个人身边都堆放着好几个布包，工人们熟练地把捡来的垃圾分别放入包内。“饮料瓶1.8元，好塑料1元，塑料布6毛，一次性饭盒4毛，胶鞋4毛，铁盒1元，铁皮8毛……”一位名叫谯桂芳的女工熟练地报出每公斤垃圾的价值。“今天还捡到几个红薯，留着当晚饭吃。”她高兴地从框里捡出几个生红薯，用手抹去皮上的泥，放到一旁。

谯桂芳今年30岁，来自四川巴中县。她和丈夫一年前来北京打工，丈夫在建筑工地找到了活，她则当上了拾荒者。“干建筑来钱多，但不稳定，房子盖好了就又得找新工作。垃圾每天都有，挣的也不少，我每个月能挣2000多块。”

旁边一位名叫谯丽华的工人干了4年，手快，一个月能挣3000块。她的丈夫也在这里工作，负责开车。夫妻俩有两个孩子，都寄养在巴中的老家，由婆婆看着。“我们家已经盖好了一间楼房，用的都是捡垃圾挣的钱！”谯丽华自豪地说。

不过那间新房是留着养老用的，她现在还得和另外13名工人一起住在这座农家院子里。她和丈夫单独住一间，屋内陈设简单，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没有暖气，冬天只能靠电热毯取暖。不过，比起那些盲流拾荒者，谯丽华的情况要好多了。她是“北京市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的正式雇员，和公司签过聘用合同。房子是公司租的，不需缴纳房租和水电费。垃圾的销路由公司负责，挣来的钱和公司四六开，她拿大头，公司拿小头。

“北京市政管委的渣土处不让我们捡了，请记者同志帮忙向领导反映反映情况吧。”公司董事长杜茂洲开门见山地说，“拣垃圾可以帮助国家节约资源，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可是政府不支持，如今北京就只剩下两三家还在维持。”

杜茂洲2005年上过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当时还被誉为“京城破烂王”，劳动致富的模范。4年过去了，他略微有些发福，脸上的笑容却消失了，只剩下一脸愁苦。他拿出一封写给市领导的信，向本刊记者讲述他这20多年来的遭遇。

杜茂洲原先是四川巴中地区的一名小学教师，1989年他来北京打工，从捡垃圾干起，逐渐积累了一笔财富。1993年他在北京市注册了这家物资回收公司，最多时雇了1000多名来自老家巴中和仪陇地区的农民工，年收入50多万元。如今他手下只剩下不到50名员工，每年收入降到了几万元。

1995年，北京市政管委渣土管理处出台新政策，不让拾荒者进垃圾填埋场捡垃圾，他们只能偷着干，或者转战远郊。1999年时北京市环卫局决定在宣武、崇文、西城、东城和朝阳这5个区内有条件的垃圾楼里搞分类试点，允许拾荒者进入垃圾楼进行分类回收。虽然垃圾楼规划时并没有考虑到拾荒者的问题，面积通常很小，但拾荒者毕竟有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这5个试点区每天能分出1000吨左右的可再生资源，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60万元左右。可惜好景不长，拾荒者为了争夺资源经常大打出手，垃圾楼的卫生情况也不尽如人意，不少居民开始有意见。于是，2008年奥运会前夕，北京市所有的垃圾楼被关闭，不再允许拾荒者进入。

“实事求是地讲，垃圾分类的最佳地点是填埋场。”杜茂洲对本刊记者说，“因为垃圾在小区垃圾楼里分捡、分类、包装和临时堆放都需要场地，城市里场地十分紧张，归属权难以协调，垃圾分类不好做。垃圾填埋场就不存在以上问题，又都远离城市，是回收再生资源的最佳场所。”

但是市政管委并不这么看。垃圾填埋场卫生条件较差，又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曾经发生过推土机压死人的事件，所以北京市市政管委决定关闭填埋场。杜茂洲最多时曾经包了7个填埋场，如今只剩下3个，还必须偷偷摸摸地干。这个西田阳填埋场是他每年花4万元包下来的，按规模可以容纳100个拾荒工人，但填埋场怕出麻烦，只允许十几个人进入，遇到上级领导前来检查工作就必须歇工。该填埋场每天大约运进800吨来自通州的生活垃圾，如果100个人拣，至少能拣出80吨可再生原材料。但因为人手不够，现在每天只能拣8吨。

“现在的工人都懒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垃圾车一来，就像打仗一样冲上去，两分钟就把一车垃圾拣得一干二净。”只有当他回忆起当初捡垃圾时的情景，这位据说身家过百万的“垃圾王”的脸上才会露出笑容，“我那时有个外号，叫做‘48筐’，意思是说我手快，每天能拣48筐垃圾，每筐30公斤，加起来就是1.5吨。现在的工人不用抢，速度也慢，每人每天只能捡500公斤了。”

王维平对那时北京垃圾填埋场的“盛况”也是记忆犹新。“1987年我在北京市环卫局规划处当科长，有一天两个四川巴中的农民找到我，说自己找不到工作，求我批准他们进填埋场捡垃圾。当时正是寒冬腊月，他们住在丰台郊区的公共厕所里，因为城里的厕所也是有人管的，不让他们住。我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开了条子，当天两人就领着500个老乡住进了垃圾填埋场，在场边盖起了一排‘狗窝’，算是安了家。他们分成7个组，每组只拣一类物料。拣来的碎砖头卖给了附近农民，其他可再生资源则都运到了河北的加工厂，其中废金属卖到了霸县，碎玻璃卖到邯郸，鞋底胶皮卖到了定州，废塑料卖到了文安，废纸卖到了保定。还有一个组是暗的，负责养垃圾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