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垃圾分类现状调查报告

5.3 透明垃圾管理和决策过程、争取居民参与
垃圾管理是一个与每一个居民息息相关的社会系统工程，随着分类要求的提高，对居民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居民的支持尤其重要。在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维权意识增强，网络的普及使用等大背景下，公众对垃圾管理过程的关注会大大提高，其自身体现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决策－公布－答辩的模式已经逐渐不再适应政策管理的形势需要，取而代之的是有更多公众参与的互动和协商模式。
目前，北京市政府花40万元委托北京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负责每年的垃圾数据收集，至今已经有20年；依托着人大、清华、北大、北师大等知名高校和环科院的智囊，政府科学规划的潜力不可谓不高。但是如果政府能够更加开诚布公，积极听取和采纳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建议和意见，相信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此，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做到管理信息透明化，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等传媒手段，建立网站论坛和相关的机构和居民分享信息，交流经验；在重大问题或与居民密切相关的问题的决策过程中倡导居民和第三方组织的参与，赋予其相应的决策监督权力；积极听取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声音，定期进行深入群众的调查访谈。
5.4 综合考虑垃圾管理整体效率，政策前移。
这是王维平教授在6年之前提出的。不论是从全球垃圾管理政策的趋势来看，还是从学理、本国经济发展状况出发，由无害化，经资源化，再到减量化的政策重点转移是必然之举。限于我们的学术能力和资源数量，我们的暑期社会实践仅仅选择垃圾分类及废品回收系统作为调查切入点。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重提王教授的建议：生产者责任，净菜进城，限制包装……全面调查北京市垃圾分类及废品回收的各各环节，我们也看到，虽然这些建议已经倡导多年，但是仍有对待推广和落实。
5.5 其它建议：
建议北京市市政府和市政管理委员会能够公开垃圾调查数据和相应的调查标准。没有能够看到诸如“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垃圾资源化率”的关键数据的定义和计算方法，在我们与同行讨论过程中实在为难；加上保密的垃圾总量数据，我们一方面在调查中受到很大阻碍，另一方面与很多同学和老师一样看到政府的宣传材料和报告的时候都根本不敢信任。
学生和专家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呢？
六、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废品回收设计原理
结合调查，我们认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主要承担两方面责任：回收可再生资源，即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分类各种不可回收垃圾。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社会资源，它属于循环经济建设的一个环节。后者可以使后续垃圾处理能更具针对性，提高垃圾处理效率，最大程度利用垃圾 蕴含资源，同时减轻垃圾填埋的压力——对北京市尤其如此。
废品回收要求可回收物尽量成分单一、表面洁净；同时因为分别对待，每一类废品的数量会相应减少，需要短期的存放以累积数量，或者增加运输成本。因此废品的末端回收对前端分类活动、临时储存设备和转运设备有较高要求和较大投入。另外在中国，这样的回收方式还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防止他人截留。
目前不可回收垃圾处理的方式主要由堆肥、焚烧和填埋，还有利用焚烧炉渣制作塑料、砖瓦的技术问世，但是均未推广。其中填埋是唯一能够单独完成无害化功能但又必不可少的一种处理方式，在中国填埋也是费用最低的一种方式。但是填埋意味着垃圾一切功能的彻底丧失，同时会长期占用大量土地资源；所以焚烧和堆肥也逐渐被重视。以上所列三种技术，到目前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堆肥对有毒物质、焚烧对水分较为敏感，需要在前端的预处理、分拣或者分类投放。
城市生活垃圾通常被作为一个整体被关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中国与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比较时有较大不同的：中国首先面临的是资源问题，预先建立的是废品回收体系；日美及欧洲各国都是首先面临不可回收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首先完善的是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体系。所以在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日渐被关注的当代，中国采取了规范垃圾处理个环节的措施，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是赋予了其资源回收的任务。分类回收被关注角度的不同还导致了社会意识的差别：在中国的居民和管理单位的意识当中，废品与垃圾是有清晰界定的，前者属于经济问题，后者属于环境问题；而在日本等国家，废品只是垃圾的一部分，废品回收只是垃圾处理和资源节约的延伸。从意识来说，要公众意识到经济价值简单，而令公众放弃收益的权利则几乎不可能。
所以由西方垃圾和废品回收联合处理到中国式的两条线管理只需要政府的一个肯定，而中国如果想逆向而行，则困难重重。
七、 北京市政府政策得失分析
7.1 已有政策评述
自上世纪90年代起，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主要趋势是：照搬西方发达国家模式，失败后退回到对原有体系的加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推行垃圾处理和废品回收两体系合并，然后逐步分离；推广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就地处理然后转向集中处理。具体措施有：
一、 兴建垃圾中转站、处理厂，加强监督，结束垃圾围城局面（90年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