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孟清：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促进乡村建设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重在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法治精神由来已久，可追溯到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年）。西周开国之初便创立礼法并用的制度，而且，这种礼法并用制度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强调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战国时期，以法制为核心的思想成为“法家”流派，并在战国末期为韩非子集大成，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好利恶害，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应缘法而治，以刑去刑，且应“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施行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是导致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刘邦建汉后吸取秦朝经验教训，立即着手“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这或许就是中国社会简约法律、宽疏刑网且避谈法治的历史来由吧。

中国乡村的国家、社会、公民、权利观念淡薄、重义轻利且义利观错位，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治教育，用法律保障村民的权利，确保村民履行公民的义务。当前，要深入实施民主法治村建设，加强乡镇“一中心四平台”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机制，提高法治效率；要处理好土地经营使用权利、宅基地继承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继续教育权利等，兑现法治惠民初心；要保护村民的名誉，禁止使用“农民工”“农民企业家”等带有身份歧视性的称呼，提高村民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

融洽三治关系，促进三治融合。三治并存于乡村是不争的事实，三治并举是乡村建设的主要方法、手段和工具，但自治、法治、德治的主体、范围和主要目标存在差异，需要妥善处理好三治的关系。目前，三治如同三套马车，各自独立独行（图a所示），呈三治并立状态，虽然存在交集，但总体来看，还是各自以各自的方式治理乡村，三者交集较小，有些乡村自治或许涵盖了法治与德治的交集（图b所示），实现了目前三治水平下的交集极大化（并非交集最大化），仍然是一种三治并立状态，只是跨上了寻求交集最大化的征途。

寻求三治交集最大化的征途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缩小乡村自治范围至法治与德治的交集大小，让乡村自治既合乎法治又合乎德治的要求（图c所示），二是扩大乡村自治范围，让乡村自治完全包容法治和德治（图d所示）。这两种选择都是三治融合之举，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关键要努力扩大自治、法治、德治范围，当三治的各自范围都充分大后三治就近乎“三治合一”了（图e）。所以，不要纠缠在如何二选一，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三治的各自范围，提升三治的融合程度，即促进三治融合。同时，也看到，不同于“三治融合”是个动态过程，“三治合一”只是个极限概念，是种可求但不可遇的状态，不宜多提“三治合一”概念。“三治并举”是方法，“三治并立”是状态，“三治融合”是过程，“三治合一”是一种极限。

三治的不完善导致乡村建设存在不确定性。​我们回到乡村建设近期的主要任务：完善乡村保障、建设县级工业园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藉此克服乡村的短处，看看完成这些任务的事理。乡村建设要尊重自治、法治、德治客观并立的事实，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且只能通过三治并举，并促进三治融合。但三治存在几点不完善之处：

其一，三治实则都是假借人来施行的。自治的主体本身就是人，无论自治组织、议事机制、矛盾化解或监督执行，都是人为（思维和行为）；法治和德治的主体虽各为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却也是假借人依法以德治理的。无论施行人多么睿智，只要是人为（这里不等同于人治），就会存在可能的人为的不确定性。

其二，乡村自治的依据还有待明确和完善。法治的依据是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德治的依据也是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但乡村自治不像法治和德治那样有着明确的依据。而且，即使我们明确乡村自治的依据不能违反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无论法律、道德如何追求完善，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乡村现象，那些法治和德治不及之处只能由自治来填补，或法律、道德虽然涉及，但法不禁止、德不授意，让自治自行处决；这时，除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外，便需要追加自治的其他依据。

其三，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可能会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冲突之处，乡村自治便会遇到法律、道德二选一的困境。

三治的不完善会导致三治混乱和乡村建设的不确定性，是推行乡村建设的淤塞。乡村建设要打通这些淤塞，让乡村诸事畅顺直至习惯成自然，必须完善三治或乡村治理的依据或“治”理。

希望有那么一种依据既包含法治的依据，也包含德治的依据，同时又具有公信力，能为乡村普遍遵守，这种大一统的依据非“文化”莫属。仿梁漱溟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为（思维和行为）所依靠的一切，包括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宗教信仰、道德习惯、科学知识、法庭、警察、军队等。显然，文化含有法治所依靠的法律制度及法院、警察等，也含有德治所依靠的道德习惯、宗教信仰等，而国家政治、法律制度、道德习惯、科学知识等无一不是自治需要遵守的依据，可见，文化是三治依据的统一场——三治的“治”理。

换言之，人所组成的社会皆可用“文化”来治理（简称“文治”），自治、法治和德治都是文治的具体表现形式。既然乡村建设须通过三治并举，而三治只是文治的三种具体形式，不如将乡村治理统称为文治，乡村建设要通过文治。如此，既可不违背三治，也不否认其他形式的治理，如科学治理（用科学知识来治理），更关键的是为自治找到了文化依据。

至此，我们分析了乡村建设的“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经济建设”和“精神建设”、农工商并举、“增殖性经济建设”和“消费性经济建设”、“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三治并举等概念及相关理论，尤其是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之各类建设的优先等级。各地可据此来评判目前乡村建设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