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

力主“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速度”的王维平，也承认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有致癌作用。但他表示，可以遏制它产生的量，使其处于对人体健康的范围内。

他认为，现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困难，根本原因还在于处理能力严重不足，且处理方式单一。

据了解，当前世界上工业发达的国家城市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三种方法。而中国城市垃圾处理70%以上都采用比较简陋的填埋方法，高温堆肥和焚烧仅占了很少的一部分。

对于垃圾治理问题，北京市政协常委李少华曾经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政府各部门协调一致加快城市垃圾处理现代化的几点建议》的建议案。

他在议案中写道：垃圾处理的诸多问题需要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并提出“北京市政府在确定专业部门牵头的情况下，协调市政府各个有关部门，通盘考虑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简化相关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制定前瞻性的规划和措施，注意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界力量，而不要由政府或某一个部门独家包办。”

此外，他还多次建议垃圾处理走向市场。

这与全国政协常委程青的想法不谋而合。

程青呼吁，要向社会开放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一个企业管理、政府监督、法律保障的公平竞争平台，将垃圾的收集、分拣、回收、储运、处理、再生利用、产品经营等一体化，形成一个产业链，实现互动式发展。

而在王维平看来，源头控制同样也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

所谓“源头消减”，不仅包括净菜进城，限制消费性包装，循环利用包装物，还包括建立完善废品回收系统，鼓励生产环节节省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垃圾分类收集，垃圾计量收费，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对电池、灯管和包装等生产企业征收处理费等等。

王维平认为，目前国内垃圾的减量化已不是最大的问题，难的还是垃圾的分类回收。比如，小小的一只废电池。

人人都知道废电池对环境的危害相当大，中国电池年产量180多亿只，回收率却不到2%，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开始注意对其分类单独回收，很多小朋友们也费很大劲将其收集起来。但回收结果却是，即使这些废旧电池在源头上分开了，也很少有企业愿意回收利用。

“我感觉，今年将是垃圾问题大爆发的一年。”王维平对未来的形势感到担忧。“如果政府还不当机立断，把垃圾分类等源头的事情做好，将来就会很危险。”

他说，在垃圾前端的控制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没能与市民形成一种合力。他个人曾经建议居民，自己先把垃圾分类做起来，“但照做的人很少”。

而根据近日的媒体报道，在加快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同时，北京已经选择包括市属机关、公司、商场等百家单位，做零废弃管理试点；果菜市场设有机垃圾处理设施，一些菜叶就地进行堆肥和生化处理；在每个区县10%的常住人口中，实行垃圾分类。

这个理念不仅跟很多垃圾处理专家想法接近，也跟很多环保组织的理念贴近了。

一位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不能真正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真正的解决，一定要重视前端，注意减量与分类，而这恰恰又是城市管理者和公众都不重视的。”他说。

城市垃圾都到哪里去了

“人吃五谷杂粮，就要排泄。渣滓不去，清虚不来。家庭也是一样，有了开门七件事，就要产生垃圾。”早在几十年前，文学家梁实秋就发现，“如何处理垃圾，是一个问题”。

如今，对于每天的生活垃圾，我们往往都会把它放进垃圾袋，然后随手扔进小区垃圾收集点，至于这些垃圾最后都运到了哪里，如何处理，却很少有人会去考虑。

垃圾出城记

16点00分，杭州市文晖路某垃圾桶。

一阵风穿过树梢，瞬时就变成热烘烘的气流，看着温度计，水银已经定格在35摄氏度。

垃圾桶里的垃圾已经堆得老高，爬满了苍蝇。和往常一样，张国华又拉着车，开始了下午的工作。用肩膀上的毛巾扇去苍蝇，然后用手伸进垃圾里面，熟练地找到内桶的两个扣环，然后使劲把内桶拽出来。这套程序并不轻松，铁桶和垃圾的重量让他必须每次都要先憋足气，再一下子把内桶提起来，慢了就泄了劲，提不到外桶的高度。

“今天还算好的，都是些菜叶子。有时候里面放的是些砖头等建筑材料，再怎么用力，都抬不起来。只有等保洁员过来帮着扶一下，或者等好心的群众帮忙。还有下雨天，里面都是水，更重。这时候就要自己带个碗，把里面的污水舀出来。”

偶尔，也有可能发现一两个塑料瓶，他会把这些瓶子收集起来，卖给收购废品的贩子。42岁的张国华来自河南农村，在这个城市做环卫工已经两年。

他分不清矿泉水和纯净水的差异，也弄不懂碳酸饮料和功能饮料的区别。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留着能换钱。很多时候，他还能靠攒瓶子的钱换来一包红河烟抽打发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