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之道
目前,中国城市现行的垃圾处理大都还是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的收费。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垃圾处理费用连年攀高,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负。
而在国外,基本上是采取政府招标的做法,改“政府行为”为“企业行为”。由于价格体制完善,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有保证,发达国家的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进行融资,建成后由企业进行运营,政府只需通过税收或垃圾处理收费,就能保证建设投资的回收和企业的运营收入。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市场机制直接贯穿垃圾收运、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始终。
此间,它所采用的征收居民垃圾处理费,为垃圾收集、贮存、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行提供资金的做法,也已被实践证明是比较公平、有效的方式。
那么,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是否也可以走这样一条路子?答案是肯定的。
事实上,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不少城市的居民已越来越重视环境质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污染者付费”的思想已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因此,建立新的垃圾收费制度,时机已成熟。
如今,尽管国内有不少城市出现垃圾收费“开征面少、标准偏低、收费困难、收缴率低、收取和使用不规范”等问题,但在“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下,收费仍然是一个大的趋势。
与此同时,和垃圾收费制度同等重要的另一项措施—在城市保洁、垃圾收运和处理行业中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的做法,也应该被重视。
作为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门,垃圾产生源至垃圾的最终处置(末端处理)之间的过程都可以纳入收运系统当中。而在垃圾全过程的管理费用中,垃圾收运系统的费用支出就占到了70%—80%。为此,在这个系统中清除体制性障碍,建立市场化运作模式,也显得格外重要。
在这方面,杭州市西湖区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比如,按照传统的作业模式,环卫工人收集垃圾后,都要就近拉到附近的小型中转站,经过压缩后再运往垃圾填埋场。然而,垃圾中转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让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颠覆传统的作业模式,实现垃圾清运零中转。”为此,西湖区城管办专门投入100多万元资金,新购置了3辆负荷力达8吨的大型垃圾压缩车,计划通过这一“新式武器”的运行,将城市中心大部分生活垃圾直接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消纳,其余则通过城市外围新建的大型垃圾中转站处理。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不仅最大程度避免了垃圾中转过程中的“二次污染”,也提高了清运效率。而中转环节的减少,也意味着没有中转设备的社会力量可以进入垃圾清运行业。
所以,在取消小型中转站的同时,西湖区城管办还同时启动了垃圾收运的市场化招标,以期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增加作业单位之间的竞争,激励作业单位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目前,虽然招标工作还只是在当地部分小区和单位率先试点,但有关负责人介绍,如果试运行情况良好,明年还将就全区的垃圾收运工作向社会公开招投标,并由此实现全区核心区块内的垃圾“清运零中转”。
外资“盯上”中国垃圾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行业投资萎缩,但属于市政基建投资的垃圾处理产业,在“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多项光环的笼罩之下,受惠于国家4万亿拉动内需的投资计划,反而因祸得福,逆势飘红。这个一向被称为“无本万利”的生意,正吸引着无数外国资本的竞相进入。
中国成世界最大垃圾处理市场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人民的消费能力日益增长,加上消费品的包装日渐繁复,中国居民消耗的垃圾量正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增速与GDP比肩。
按2008年年鉴统计,2007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的垃圾总量达1.25亿吨,然而,多数城市的垃圾处理能力并没有跟上垃圾的增速。年鉴统计表明,全国垃圾总量约有四成未经集中处理,它们只是从城市人的眼前消失,被简单填埋或堆放在郊区、甚至农村。
县城和乡镇的垃圾处理水平更为落后。按照国际水平衡量,在中国农民年收入正进入1000美元水平的过程中,社会各方对村镇垃圾处理的投入必然大增。中国目前有1600多个县级城镇,按照国家的规划和部署,这些城镇将陆续进行垃圾无害化处理。
早在2007年8月,针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不足、处理水平低的情况,为保护环境,实现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印发了《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全国要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2万吨/日。到“十一五”末,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60%;其中,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