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可培育的公共性”,在现时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土壤并不丰厚。近年来,随着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农村的义务教育、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相较以前已有大幅度的改善。这些政策基本是为了纠正城乡差距所作出的补偿性措施,对于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即村民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和能力的促进,却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相反,在所调查的村和乡镇干部皆怀念过去强制性集体主义的便利性,对所谓“个人主义的蔓延”和“农业税的取消”而导致的村民不合作深恶痛绝。究其原因,除了强制性集体主义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以外,还有村落内部曾经均质化的结构也被打破。
近年来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的裹挟,职业和住所的分离增多,特别是城乡差距加速了分离的节奏。然而,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别,村落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在J省J村,田地拥有数量的多寡,以及养殖等副业的有无,决定了在村落这个场域中的经济资本占有量,收入差距可达10数倍以上。经济资本的基础是对子女教育进行投资的保障,进而又可转化为对文化资本的占有。曾经均质化的村落内部在出现阶层化现象后,如J村那样,养殖业者和田地大量拥有者与邻居之间,出现了雇佣关系。离农现象和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打击着曾经紧密的村民关系,有形的或无形的藩篱已然修葺在村民的内心深处。在这样的状况中,无法将一个长期的课题——公共性的培育作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因此,相较于村落整体的公共圈长期利益,充满焦虑的村民会转为向短期利益及家庭利己主义倾斜,正如所调查的农户中,其院子里都是规整的、干净的,而院子外则是垃圾散乱的世界。
传统的自治体系在今日已不可复制,但在今时与往日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出,与村民活动范围大幅增加相反,对公共课题的关心和行动的公共精神却大幅度缩小、稀薄化。无论是对权力体系的依附,还是对经济资本的追逐,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是一个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金钱与权力代替了语言沟通,对社会的整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已不再起到相应的功能。因此,一个村落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大多数村民都能够参与协商、沟通的公共领域,那么共有地的垃圾只会成为大家的、他人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源于个人的,又成为公共课题的生活垃圾,势必要以主体间的对话,没有外在强制因素的对话中达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需要时间一点一滴地达成新的行为规范。这种基于协商制度而形成的互助体系,是减少行政负担和促进村落治理的关键。对共有地垃圾问题的治理是村落空间的再造和自然环境的管理,同时也是“可培育的公共性”逐渐形成的契机。只有以村民为主体的沟通互动中,已然缩小为家庭和个人间网络的村民公共圈才有可能重新扩大,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才能得以革新。
(三)乡土教育对村民自助的推动
成为公共课题的生活垃圾,其源头是在每个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积累出来的问题,无论是公助,还是互助,没有村民的日常实践不可能成功。因此,村民能否认识到自己既是问题的制造者,又是问题的受损者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确立村民以自助的姿态,作为问题解决的主体,重新习得新的规范,如4R的理念和实践。对此,教育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教育行为往往存在于权力关系当中,带有象征暴力的色彩。因此,促进村民的自助要竭力摒弃以上对下的指令式宣教,不仅是因为强制性的动员已不再具有正当性,也是将教育的实质回归于对学习者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