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形成机制与治理困境
伴随着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再加上近年来大举推进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大众消费社会已逐渐形成。大众的特质,如同奧特嘉所指出的那样,是他律的,而非自律的,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现代文明的物质恩惠,却对整体社会的未来欠缺责任感。近年所谓“双十一冶的消费狂欢恰恰印证了大众消费社会的弊端。盲目的消费即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其背后却隐藏着对资源和能源的掠夺性开采,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及消费过后的大量废弃。在地球资源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现代文明之病,就是生活垃圾的无节制增多。2007年为止,农村地区的垃圾已致使1.3万公顷农田不能耕种,3亿农民的水源被污染淤,每年新增7000万吨生活垃圾未做任何处理。至2016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垃圾总量已达到每年1.5亿吨,其中经过处理的垃圾只有50%。垃圾的增多无疑是人类为追求更快捷、更富裕生活的结果,但文明的高度不是取决于其长处,如同木桶定律那样,是取决于其短板。在中国,这种无反思的现代消费生活模式已从城市快速渗透到广袤的、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农村地区。当农民完全被纳入大众消费社会之时,不可持续的社会模式就不可能逆转,也是现代文明崩溃的起点。
这是因为,垃圾的大量出现,所折射出的并不只是该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或处理技术上的课题,更是揭示了人类社会该何去何从的文明危机。比如日本,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国家,好似已经跨越了环境问题这一屏障,然而现实是,环境问题不仅没有消失,而是深刻地融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虽然日本社会拥有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但垃圾问题这个无法消解的难题,将会长时期地萦绕在这个列岛之上。日本的经验教训警示我们,即便是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处理技术也无法对应这个难题,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农村生活垃圾问题时,除了管理体制和处理技术外,还应该思考如下所述的问题生成机制和所面临的治理困境。
(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首先,垃圾是现代化的产物,在无机物产品的大量消费下,无法降解的垃圾才会应运而生。这一点在H省和J省的村落调研中也得到了印证。H省A村位于山区,村内有一条长达几公里沟堑,在沟下和斜坡的四周散落着大量的垃圾,有方便面的盒子、香肠包装皮、塑料制品、瓶子、罐子等,形成了一条长长的垃圾路带。经观察,每日生活中所产生的垃圾,村民会毫不犹豫地抛向沟内或沟堑的周边。对此,村民A(女,67岁)说,“我小时候也没什么可扔的,有瓶瓶罐罐都要留着装东西,有塑料也会留着包个东西什么的,(当时)有不要的东西也会往沟里扔,但在沟外垃圾的增多,不过是这7~8年的事。另一位,在农闲期去城里打工的村民B(男,45岁)说,“垃圾多了,可能是生活好了,买的多了,但和城里(生活水平)还是有差距……我希望孩子高中毕业以后留在城里工作生活,虽然自己不太想去城里生活。
中国的农村,由于二元结构的影响,村民不只是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保障上,甚至在心理层面,相较于城市居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从上述两位村民的谈话中可以得知,垃圾问题的凸显只是最近几年生活改善的结果,但往沟里的丢弃行为,却是作为一种“传统”的惯习沿袭了下来。因此,在无法降解的现代化产物和传统丢弃行为的冲突下,垃圾问题凸显了出来。传统的丢弃行为本身并没有多少负面的意义,因为,所丢之物皆为有机物品,终究会回归土地。但是,急速的商品消费大潮将每个人裹挟在内,村民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长久积习虽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但在访谈中,几乎每个被访者都认为“往沟里扔垃圾是不好,但大家都这么做”的行为规范下,难以建立起自己既是环境问题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的意识。当沟堑作为共有地被垃圾填满的时候,势必会反噬每一个垃圾丢弃者和他们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