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厕所如厕的感受对一些人而言堪称惊心动魄,此处并非指高级商场里的洗手间——地板光洁如镜、灯光亮度恰到好处,甚至会播放音乐遮掩如厕的尴尬声音——而是高速公路边休息区的厕所。进门前要深吸一口气憋好,小心翼翼避开瓷砖地上的不明液体,万分紧张拉开隔间门之时,唯恐坑位上乍现未冲的排泄物或肆意丢弃的垃圾。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交流学部教授周星在他的新书《道在屎溺》中就提到,刺激他开始做厕所研究的诱因,正是在他博士后期间的一次经历。一位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陌生瑞典留学生穿过大半个北京,就为和他讨论一个问题:“中国的厕所为什么那么脏?”周星去日本任教后,需要带日本大学生回中国做田野调查,这个问题更加频繁而尖锐地从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口中向他抛出,无从逃避,多少让他有一种羞辱感。
人们倾向于用“素质”解释中国公共厕所的环境问题,但周星认为这种解释太过简单,也太过归咎于个人因素。他指出,厕所问题反映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社会历史及文化问题,它投影出了中国在近百年以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高速剧烈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粪便以及污秽/洁净的观念经历的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在外国旅客的凝视下主动开始“厕所革命,”并且随着中国经济飞跃,将其转化为了服务于人民的运动。厕所的卫生状况在其中成为多方竞逐的意义,它代表了文明阶序的高低,既可能作为殖民者确立自身优越位置的符号,也可能变成后进国家展现国力的手段。
尽管《道在屎溺》一书游离在对厕所系统化与历史化的研究,以及对厕所文明化的倡导性宣言之间,但它还是向读者们提出了难以忽视且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一些事物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设定为不可言说?为什么它又在某个时刻一跃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
在厕所问题上,中国人是别人笔下的“他者”
界面文化:在这本书里,你提到厕所文化是你“宿命般的课题”,你为什么对厕所的研究那么感兴趣?
周星:人类学关心“他者”,同时我们也是别人的“他者“。比如说厕所的问题上,我们就是“他者”。从19世纪的传教士对中国的书写,到后来人类学家在中国做田野调查,要不就不说,只要说到厕所,都是贬低的笔调,普遍认为环境非常肮脏恶劣。哪怕这是如实写,你也会觉得是在贬低。在厕所问题上,我们是别人笔下的“他者”。
在很多年前,我就被这个问题刺激过。记得有一年,北京大学有一个瑞典的留学生,他到中国后受到很大冲击:中国是文明古国,厕所怎么这么脏!他不理解,但是周围没有人可以解释,一九八几年的时候,中国当时还没有人学人类学。他打听到在社科院有一个学民族学的,就从北大跑过来找我。我不认识他,但他非得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是博士生,就开始思考厕所的问题。我记得当时讲了几个可能的解释——类似是自我辩护——例如因为中国是农耕文化,人和动物的排泄物能够被再利用,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人们就不会觉得厕所有多脏,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循环的过程。我记得我当时还提了好几个解释。
界面文化:他满意你的解释吗?
周星:他似乎满意,但好像还是不能说服他。我们对海外留学生宣传自己是文明古国,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旅行碰到厕所时,又很难解释。你要说别人特意羞辱你,确实也有这个因素,但你又无法强有力地自我辩护。
作为一个在日本任教的中国学者,我也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年,经常要向日本的同学或者同事介绍中国、解释中国的现状。刚好日本是一个洁癖国家,日本在厕所革命上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观察中国的时候,厕所问题就特别尖锐。最刺激我的是在日本筑波大学我做博士后那一年,校长在元旦时把各国到筑波大学访问的学生聚在一起举行新年会,会上有一位日本的教授看我是中国人,特意过来跟我说:你们中国厕所特别脏。在元旦酒会上我能怎么办?我只能不卑不亢地说是,这是事实,我不能说不是。再比如我带我的学生到中国实习,我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这些同学解决厕所的问题,不然他们每天都不舒服、不自在,在宾馆不愿出去。他们是过于娇气,或者是故意歧视?也不是,对于他们而言,厕所的环境确实是个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