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文化:你在谈马桶的时候,谈到了便溺、性和生育三者的关系。但现在生育与便溺的联系好像就慢慢消失了,但不知道你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讲现代厕所这种私密的公共空间中,暗示会有很多跟情色有关的举动。
周星:关于厕所里的涂鸦文化、情色文学也有很多研究。例如画个女性裸体,人会在里面展示动物性的部分,这有专门的研究。但因为我认为那不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太多。我关注的是更大的、关于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简单地说,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假设是,人的成长是压抑自己的自然性,如果人不压抑自然性,你上街随便见个女孩就抱。文明社会都是和禁欲有关,社会要对私人的欲望、内在动物性进行压制、控制与调整。怎么样控制性?用法律的强制、用羞耻观来控制,人类所有的文化都在使人自然的部分与社会关系能够协调,这是一个永远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私密空间中方便的时候,他自己的自然性就会凸显和表达出来,就产生了所谓的厕所文学。李银河老师的研究有谈到这个部分,这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是在文明压抑下的释放,释放完又衣冠楚楚地打好领带出去,洗手间是一个处理动物性的转换空间。我们的身体是文化、社会和自然的一个混合体,充满了内在的张力。我们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和我们对身体的控制,所以,厕所成为使人可以释放自己的一个私密空间,这一点是好的。
但另一方面,公共性的部分又难以管理,进来可以是私密,但还是要考虑这个空间接下来有其他人要用,所以又要你不能乱写乱画,公共空间难于管理,甚至全世界都没解决这个问题,这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
界面文化:你未来还有针对“生活革命”这个主题的写作计划吗?
周星:其实我一直想写衣、食、住、用、行、厕所、垃圾七个部分,这七块是中国老百姓生活幸福感提升最要紧的事情。我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七个部分都在互相联动,倒不一定每一部分都写成书,但因为厕所问题有急迫性,所以我把它单独写出来。这是我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提供给读者们思考。
我已经针对垃圾写过研究报告,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海之前实施了垃圾分类,北京也马上要进行,而且厕所问题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以沿用到垃圾上,所以我可能把垃圾放在前面写。
日常生活中有很复杂的社会文化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研究还有一个社会贡献,就是反歧视——国际社会和中国社会通过厕所和垃圾问题建构了歧视链,例如西方人把垃圾出口给我们后,反而瞧不起我们,这就是问题。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学术界一定要对歧视提出批判性的声音,这是学者的公共责任。我也对政府提出了批评,政府对社会成长是有责任的,政府自己也要学习成长:既然商场能开放厕所,当然政府也能开放厕所,这并没有那么困难。政府成长,社会与人民才能成长。从厕所革命里,我们能看到中国社会变成更好的社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