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深度：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一名废品回收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北京非正规的回收站最多时超过200家。现在大约还剩100家，它们陷入“被勒令拆除、死灰复燃”的循环中。它们越搬越偏，隐藏在六环外，等待城里城外穿梭的李军们——行业内将这些收集废品、将其分类和运往回收站的车称为打货车。

两年前，李军最常去的石景山衙门口回收站被拆除，他追随被疏散人员建立的新站，从五环搬到六环外。五环以内收废品的三轮车司机们没法驱车20公里赶到六环外的回收站，只能由李军这样的打货车司机扮演“二道贩子”的角色。李军告诉《财经》记者，相比五年前，他现在能收到的废品多出了三分之一。

李军的经验是，如果回收站多，打货车司机们可以分头卖货，免去排队，并且在站与站的货源竞争中获得更美好的价格。在回收站最少的时候，他和来自西城、海淀、丰台的司机一起，排过两小时的队，“夏天在车里等这么久，太费劲”。

2017年大兴“11·18”火灾后，北京南边的废品回收站曾被大量关闭，只剩下两家，队伍排出上百米。打货车司机们只好往昌平、河北燕郊跑，舟车劳顿和增长的油钱吞噬着他们的精力和利润，回到家歇下可能是凌晨2点以后了。

苦战、驱逐、萎缩

李军建了一个微信群，把藏在北京西边各个角落的打货车司机、回收站经营者拉了进来。

他的本意是，司机们能在群里相互知会，哪段路上遇到了交警查车。为了装载够多的废品，这些货车往往都超长、超高。

司机们交流起更多信息。打货车司机基本是李军老乡，群里时不时地有人要回固始，发送车找人或是人找车的信息。

哪家回收站关门了、哪里哪天几点新开业，他们也会发消息通知，免得有人白跑一趟。还有人把废品报价发了上来，最新的一条是，在某个打包站，干纸每吨收1350元，湿纸1200元。

打货车司机的小聪明成就了一个充分透明的市场，也成了一些打包站经营者们的噩梦。

“不知道多少人都想‘揍’他(李军)。”纸类打包站的90后经营者万宏俊(化名)说。

万宏俊来自一个东部省份的县城，在北京回收报纸、书本、纸箱子等，每天少则70吨-80吨，多则120吨。刚来北京为亲戚工作时，由于大棚里粉尘堆积，他十天就犯一回扁桃体炎，慢慢才习惯过来。

万宏俊本就厌恶打货车的行径。许多人送来的废纸里掺着沙子、泥巴、木板，还故意往里头层层浇水。货物数目庞大，废纸打包站很难做细致的分拣，一般只会把塑料袋、打包条等取出来。有时他明知有问题，也只能收下，不敢对这些司机说重话，怕他们不再光顾。由于坏纸比例高、杂质多，打包站曾多次被造纸厂扣钱——总价的15%、30%、70%甚至100%。

李军的微信群可以影响到大兴、丰台、石景山和昌平的部分地区，里面至少有15个不同的废纸打包站的人员。打包站都想多收货，只能拼价格，周边的价格都被带起来，谁带头降价50元，第二天货源就会明显变少，一天都瞒不过去。

经营废纸打包站的人们建过群。该降价的时候可以统一意见，可造纸厂一旦缺纸，如国内禁止进口废纸之初，或每年8月纸价上涨，打包站看到盈利机会，就会涨价、多收货。原先是悄悄地涨，有了群以后，所有人都知道了。

新开的回收站，为了吸引货源，有的发红包，有的赔钱收货，一周后再降价，也能留下一些把路跑熟的司机。但他们无法避免的是，一家家回收站倒下、重启，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

掺假、价格战都不是致命打击，搬家才是。

打包站的经营者和帮手一般就住在站里搭起来的棚屋内，三四年时间里，万宏俊换过四个住处。

他最初驻扎在李军过去常跑的石景山衙门口，那里的回收站足有17万平方米，价格和利润稳定，但由于环境脏乱，2017年被政府拆除。有记者在暗访时发现，回收站存放着大量来源不明的液化气罐，回收电线时不会询问来路。这里有上百家打包站，光收废纸的就有9家左右，拆迁后，人们往哪儿走的都有，跑散了。

万宏俊接着在房山干了不到两年，在2019年搬到丰台某镇。只营业了28天后，他又被通知得搬离。同镇的另6个回收站，在镇政府勒令下，也四散去了其他地方。

他不敢怠慢，找到了四五公里外山上的一片地，过去曾有过打包站拖着不走、政府工作人员前来强制关停的案例。新的回收站在8月正式开张，他不免担忧，山路窄，不好走，拉两三吨货都挺费劲，电信手机打电话老断线，山脚下的一个回收站还在司机上山的必经之路上。定高价、压缩利润是他没办法的选择。

“一搬三年穷，搬两回离宣布倒闭也不远了。”万宏俊算了算，这次至少损失40万元。交给上一个房东的三个月租金没有退，还被赖着，即便合同里有退租约定。找挖掘机来浇筑地面一次性投入的10万元打了水漂。停工两个月，手下五个老乡兼工人每人每月的6000元的工资不能停。

他还丢了个稳定的单子。一家公司承包了固定街道的废品回收业务，手下二三十辆车原先都会到他那儿卖货。但这钱并不好挣，在他看来顶多算冲个量。公司的经理跟许多有名气的打包站有联系，擅长压价，每天也有人来找他收提成，一吨废纸50元或100元。

拥有万宏俊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在回收行当，能干多久、干到哪天，人们心里都没底。能开两年的回收站实属长寿。

和万宏俊一样，李军的忧心事也有很多。比如，他在北京没有社保，前景不稳定，也没有想好未来要不要交。再比如，他们家国三标准的卡车今年11月就没法上路了。旧车只跑了7年，他嘀咕着法定能开15年。报废一辆车给1万多元，买时花了8万元，再买一辆新车得花13万元，相当于一年白干。他也担忧，说不定哪天国四也没法上路了。

当初同他一起来北京干回收的老乡，大多数都改行了，开车、去印刷厂、回老家的都有。徐福声是李军的老乡，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近30年，最终选择了转行，原因是“没正规的地方，干不长，老是搬家”。

“一起干的人几乎少了一半。”李军说。

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北京拾荒者人数在2014年、2015年到达最高峰，有17万人，现在还剩不到10万人。近年来拾荒群体萎缩，有北京疏解人口的原因，有废品交易集散地大量取缔的原因，也有生活成本提高的因素。

李军也想过离开，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哪一行又好做呢?回老家啥活都干不了。地少，一年除了化肥、农药，最多能剩1万元，加上吃吃花花和红白事，还能剩下什么呢?”李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