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春节,觥筹交错间,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在北京捡垃圾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过完年,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
和赵胜一样,他现在的领导——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1986年,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上北京捡破烂,一天就能挣30元。
许际才说,老雷回北京那天,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于是恳求老雷:“把我也带上呗。”
一张12.5元的火车票,把他送到北京。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有铁也有水泥,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一天下来,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
“我们那个时候相当苦。”许际才说,刚到北京时,没有固定住所,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和锅一起随身带着。白天到处捡废品,走到哪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
偶然的机会,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这人是王维平,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负责管垃圾场。王维平回忆,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觉得他特别可怜。
1988年,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请他帮忙写条子。王维平答应了。
“当时我没有什么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仅仅出于怜悯之心,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另一个考虑就是,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到上世纪70年代,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几乎每个胡同都有。
“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王维平说,拾荒群体的优势在于不怕丢人,背着一个破口袋,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废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出于面子,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废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前赴后继涌向北京。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
往后数年,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据王维平撰写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称,20世纪末,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2万,其中约4.6万来自四川,约1.7万来自河南,约1万来自河北,约1700人来自江苏。
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1996年,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说了两件事。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发了大财”,想要报恩。第二桩是,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武装”,为争夺地盘,每年都有打架、斗殴等事件发生,还有人为此丧生。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扩大地盘”。
“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后,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想要调查各帮人数、盘踞地点、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
王维平说,为减少恶性事件,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
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资源化阶段,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他们担忧的是,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不挣这么多钱了。”赵胜说,他还年轻,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他和妻子是“非典”后来北京的,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下来,两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他给拒绝了,“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一般也就3000块钱。”
2009年,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治新说,要是分拣项目没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但像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