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津滨海新区垃圾处理模式的探讨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垃圾管理的理念也在发展，源头管理和减量化的理念极大地影响垃圾处理技术的需求和发展。国内习惯于用垃圾处理来概括整个垃圾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解决垃圾问题的整体行动中，整体战略和政策因素，以及管理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影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因此，迷失产业的本性会使产业某个单元权重非理性膨胀，以至于用某个单元的优劣来左右对整个系统优劣的判断，这或许是垃圾处理技术路线长期争论的关键所在。
每项垃圾处理技术都有其适用性，这些技术离开其所依托的支撑体系将失去评价的平台和基础。现在，国内大量泛滥的正是单一技术或工艺路线的比较，在界限没有确定、监管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局部指标的比较试图获得整体的认可显然意义不大。
2、加强垃圾减量和控制
城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控制在口号上的呼吁很多，但是在实际行动上，没有形成政策上的决策机构、实施上的落实体系，监督和管理部门更无从谈起。这样的局面不利于垃圾管理问题的解决，也使得后续处理过程更加复杂和困难。　
天津市有一千多万人口，据统计，目前天津中心城区日产生活垃圾3000多吨。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生活垃圾产量还将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随着天津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目前垃圾的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可燃物增加，发热值呈增高趋势；有机物和可回收物含量呈上升趋势；随着城市燃气化的提高和供热面积的不断扩大，垃圾总体产生量呈放缓趋势。
伴随着这种趋势，天津滨海新区也加大对垃圾处理的投入，一批大型垃圾处理厂、垃圾焚烧发电厂等的建设体现了滨海新区在垃圾处理上的决心。
目前，关于天津开展的“百万家庭垃圾分类计划”正在滨海新区实行。这一切都源于“不让餐厨垃圾离开社区”实现生活垃圾在源头减量和资源化的提案。生活垃圾中70%是餐厨垃圾，解决餐厨垃圾问题是解决活垃圾问题的关键。本提案“不让餐厨垃圾离开社区”具体做法是：
1） 在社区居民家庭里配备餐厨垃圾处理桶和酶制剂；
2） 在有条件的机关食堂、学校配备专业处理设备；
3） 在有条件的居民社区配备专业处理设备，实行垃圾在源头进行计量，通过这项工作逐步实现垃圾计量。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天津滨海新区的部分小区进行试点，其中用于机关的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运行，用于家庭的处理桶已经在开发区的三个社区进行试点推广。目的是在垃圾源头进行垃圾处理，减少垃圾运输。通过积分可以换取有机蔬菜，实现用分类的垃圾换取积分。政府帮助社区机关、学校、家庭开展垃圾分类，解决垃圾分类和处理中的设备资金短缺问题、奖励机制的资金启动问题。
处理后的产物，目前作为盐碱地改造的原料和生态农业微生物肥料，正在华明镇宅基地复垦生态农业园试验推广，通过改造的盐碱地效果明显。
3、在垃圾分类上做文章
滨海新区作为天津发展乃至“十二五”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理当在低碳经济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热点上起到领军作用。垃圾处理模式涉及到垃圾分类、装运、处理等诸多方面，这就构成了完完整整的产业链。
对垃圾进行分类，就是要从垃圾处理的源头入手，使后期垃圾价值的提炼更有针对性。在这方面，滨海新区完全可以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经验。德国和日本的垃圾处理体现了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规范产业链，明确利益所得。
例如德国，在回收环节，其60%以上的垃圾收集为私营公司，利用私营公司的逐利性，尽量在垃圾收集阶段就把可以回收利用的垃圾挑拣出来，把垃圾的总量降到最低。但是垃圾的处理却不让私营公司参与，以保证处理的公益性和无害性，减少环境承担的道德成本，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德国大量企业投身于垃圾回收行业，甚至导致垃圾处理能力“产能过剩”。
而在日本，垃圾分类具有分类精细、回收及时、措施得当、节能环保的特点，建立较完善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和设施，垃圾分类回收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说其在垃圾分类回收阶段推行的“双规”制度（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就很有借鉴意义。
4、注重管理和群众参与
应该加大普及垃圾分类常识的力度。上述原因中分析到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和相应识别的知识弱化，目前很多人对于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的分界不明确，甚至对于垃圾分类的标准不明确，所以常识的普及迫在眉睫。意识在于习惯，习惯又在于生活状况，资料表明，越是发达的国家，垃圾分类的循环越是彻底，因此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亦是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