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从社会动员的内容来看，媒体报道被严格限定在特定议题上，就事论事，只有少数评论才把番禺事件与厦门PX事件、中国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社会的发育等要素联系起来，这就是“大众媒体的表意功能欠缺”，问题一旦得到解决，媒体报道就偃旗息鼓，直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媒体才会再次跟进。番禺事件的意义之一，就是以事件为导向的硬新闻报道（而非评论言论）占据媒体主要版面，这恰好是过去三十年中国新闻改革的成果之一，即抛弃主题先行，转向客观报道。比起过去扣帽子“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小撮”等标签，报道模式的转变，是媒体的进步，然而吊诡的是，西方国家的研究证明，以事件为导向的报道模式已经扼杀了社会运动在媒体上出现的机会，为了能够出现在媒体上，社会运动有时甚至不得不“制造”新闻事件、“表演”集体行动，故意表示出出格行为以博得媒体青睐。因此，客观报道模式对于中国集体行动的影响，需要更多时间和更多个案的观察。
社会动员的后果取决于运动成员所控制的社会资源，以及把其他要素（如政治机会、国家的结构及行为方式、参与者的认同等等）转化为运动资源的能力。在番禺事件里，集体行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依靠的是自己已经获取的资源，包括资金、教育水准和可支配的闲暇时间，除了民意支持之外，媒体报道并没有带来更多可供利用的资源。造成政府开明的直接原因不是舆论压力，而是整个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及所引起的思想解放，否则就无法解释，11月23日市民上访“散步”的同一天，番禺区区长来到华南板块某小区与业主见面这一行为。番禺事件留下了最突出的话语资源是“被代表”，这一口号在以后其他事件里反复出现，呈现出独特意义，然而这一口号并非出自媒体，它出自11月23日参与“散步”的普通市民。
本研究的缺陷
如果没有11月23日市民“散步”，番禺事件跟其他环境议题和维权事件有什么区别吗？正因为番禺事件发展出了集体行动，所以我们才开始关注大众媒体在其中的功能，然而，给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成熟和理性的市民，并非媒体及时准确的报道。囿于条件所限，研究者没有能够亲赴广州接触维权市民，未能了解他们的媒体策略，是本研究的一大缺憾。
本研究的另一缺憾，是未能了解整个事件里新闻生产过程的权力因素。12月2日至4日媒体质疑垃圾焚烧厂背后的官员与企业勾结，到底是事实还是造谣？在整个事件里，广州媒体记者承受了哪些政治压力？他们如何绕开新闻审查？客观报道手法的运用是自觉还是非自觉？记者们能体会到哪种报道手法更适合集体行动、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吗？
本研究只聚焦于环境议题，忽视了其他社会议题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环境议题的特殊在于，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可以被拖延的议题，无需立刻解决。每届政府官员都有其任期，为了工作顺利，很有可能出现官员和稀泥的情况，这绝非百姓之福，也非集体行动的目的。广州垃圾问题终将得到解决，否则伤害的，是包括华南板块市民在内的所有广州市民的利益，番禺事件并非结束，政府给出的方案是2011年重启垃圾焚烧厂选址公共讨论，让我们多一点时间来观察集体行动中大众媒体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