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专业主义的报道手法
广东媒体的市场化程度居于全国前列，过去三十年中国新闻改革所坚持的市场化方向不仅培育了媒体产业市场，也带来了采编业务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在番禺事件里，广州媒体表现突出的一点是，坚持以事件为导向进行新闻报道，突破了以往“言论先行”的报道模式。无论是《新快报》和《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市场化报纸，还是《广州日报》这样的地方党报，广州媒体都把重点放在了消息而非评论上，从10月23日至12月22日的两个月里，《南方都市报》共发表了175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消息，而且，媒体消息都具备新闻由头，并非是“软新闻”。
媒体的消息源大致分成两个对立阵营：主烧派（包括广州市和番禺区各级政府机构及官员，以及主烧派专家）和反烧派（包括华南板块市民和反烧派专家）。每当其中某个消息源有所行动，媒体不仅报道，还向对立消息源进行求证，这恰好是客观报道的做法。比如某个政府官员代表所在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之后，广州媒体总是增加对华南板块市民的采访．当网友（华南板块市民）流传主烧官员吕志毅的弟弟和儿子在垃圾焚烧厂投资方公司工作，媒体就直接采访吕志毅，要求对流言作出澄清。客观报道、充分采访的手法，并不意味着媒体立场中立不偏不倚，经历市场化改革的媒体正在学习利用客观报道手法隐晦地发表自己的看法。12月2日，吕志毅接受广州媒体采访时，批评有关流言是“胡说八道”，却不肯否定流言是假的，要求“以后再说”。这一回应无疑说服力不强，反而令流言的可信度增强。同时，客观报道手法充实了新闻内容，填补了新闻版面，对于每天固定版面和播出长度的媒体而言，等于是补充了更多新闻素材，比如，11月24日番禺区政府宜布将就垃圾焚烧项目选址展开半年的全民大讨论，针对这一消息，仅《南方都市报》就发布了6条消息和1条评论。
在番禺事件里，消息和评论的区分十分清晰，夹叙夹议式的写作风格，没有出现在广州地方性日报和日播新闻里，这可能跟它们强调时效性有关。在内容上，评论里频繁出现“公民”一词，而消息里永远用“市民”、“居民”、“业主”来指代同一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跟“公民”尚没有进入日常生活语言有关，新闻价值要素里的接近性，要求媒体采用更为受众所熟悉的语言，另一方面，评论强调以观点说服人，语言严谨逻辑严密，并不重视语言通俗，有些评论还是媒体约政治学和社会学专家专门撰稿，因此评论里充满了政治学常见的概念“公民”就不足为奇。
当代中国集体行动里的媒体功能
番禺事件最终以政府听取民意、停止会江村项目而暂时告一段落，民意得到伸张，其原因不在于媒体的报道和社会舆论多么强烈有力，而在于地方政府的开明和高容忍度。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里，地方政府姿态强硬，拒绝与民众对话，以至升级为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成为反面例证。同样地，地方政府的开明程度，也是影响媒体参与公共事务程度的决定性因素，媒体在集体行动里的主动性，只是政府允许范围内的主动性，底线不可逾越，所以，广州媒体质疑的焦点始终集中在程序违规和个别官员身上，就事论事，不搞扩大化，比如媒体从来不把番禺事件跟厦门PX事件联系在一起。华南板块市民从最初的“反对在会江村兴建垃圾焚烧厂”转向“反对在广州兴建垃圾焚烧厂”，然而，针对市民的后一诉求，政府没有答应，媒体也没有支持，媒体支持的是停建会江村项目、开展市民大讨论、讨论垃圾问题的解决出路，可见，媒体以政府容许的方式包装了争议性议题，即使记者住在华南板块、切身利益受到威胁，他们也绝不会以极端的形式报道集体行动。
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资源，公民的成熟和理性超乎意料，媒体的局限性依然明显，这一切说明，在集体行动里，中国媒体还不能充分实现社会动员的功能，媒体的社会功能，仍旧只是告知消息、表达各方意见、充分实现公共讨论，同时，通过对此类事件的长期报道，完成启蒙的社会功能。
从社会动员的对象来看，早在9月24日媒体报道之前，华南板块少数市民已经开始关注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对于这部分市民来说，他们的态度可能决定了媒体一开始报道的基调就是反对环卫局、反对垃圾焚烧，同时，媒体报道令更多华南板块市民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对于他们而言，可能是媒体报道促使他们形成一致的看法和认知。媒体报道使得环境问题暴露给了更多利益无涉的公民，然而这些公民除了声援和舆论压力之外，并没有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社会舆论压力再大，也不是造成番禺事件转折的直接原因，转折点发生在11月23日数百名市民上街“散步”，市民之所以自发组织，依靠的是社区论坛和人际交流，居住在同一区域且共同利益面临威胁，促使市民行动起来。参与者的组织程度取决于参与者群体的共同特征以及群体内部网络的人际强度，我们缺乏实证资料证明，在市民自发组织的过程里，媒体报道转化成为组织资源，也缺乏证据表明，媒体报道的目的是建构或强化市民的集体认同感，而非解决实际问题和市场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