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摘要：在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里，大众媒体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为什么媒体倾向于支持市民？媒体用什么手段推动了社会的民主进程？通过分析2009年9月至12月广州市番禺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相关争论和媒体报道，本文认为，在政府拥有强大的权力资源、公民的成熟和理性超乎意料、媒体的局限性依然明显的背景下，大众媒体尚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动员和建构集体认同的社会功能。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客观报道手段对中国正在出现的集体行动会产生何种影响。
关键词：大众媒体；集体行动；环境议题
大众媒体和集体行动
作为一种制度外政治行为，由于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影响重大，集体行动一经发生，往往能够引起媒体的重视，经过媒体长篇累牍的集中报道，集体行动能够被大众所熟知，成为热议话题。因此，大众媒体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历来是政治传播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之一。
为了解释上个世纪60年代社会运动在美国频繁出现的原因，麦卡锡和扎德（Mc Carthyand Zald）指出了社会动员在形成集体行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国力强盛的美国之所以社会运动频出，其原因在于有效的社会动员降低了个体发动和参与集体行动的门槛，使得社会运动走向专业化和组织化。
集体行动依赖于有效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成功就是明证。大众媒体是社会动员的重要渠道之一，个人的被剥夺感和怨恨感是产生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而媒体有选择地报道某些新闻事件、过滤另一些新闻事件，所营造的社会舆论能够影响个人对自身地位和社会现实的看法，第三人效果、铺垫、议程设置、沉默的螺旋等诸多理论都已经证明了大众媒体能够影响受众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政治行为。一旦某些热点事件发生，个人怨恨集中爆发，就触发了集体行动。同时，集体行动也需要媒体传播自己的呼声和理念，为自己赢得公众支持，失败的集体行动往往首先失去了媒体的支持。
但是，有效的社会动员并非是集体行动产生的必要条件，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国民党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社会结构性因素——即集体行动背后的结构条件、宏观和微观机制——才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因此，讨论媒体与当下中国集体行动的关系，就必须考虑社会结构性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在集体行动中，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扮演这些角色”诸如此类的问题。
强调大众媒体所扮演的社会动员角色，是针对欧美国家二战后兴起的“新社会运动”研究里的一个关注点，有学者也用此理论来解释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如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却忽视了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跟欧美新社会运动的差异。欧美新社会运动被认为是“认同感政治”，其目标在于营造集体身份认同（即“我们是谁”），并不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我国当前集体行动频发的原因，在于个人的直接利益受到伤害和剥夺，个体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受损一维权”是我国集体行动的特征，而且我国集体行动具有临时性，一旦争议事件得到解决，集体行动就立刻结束。典型的欧美新社会运动包括环保运动，他们的环保组织已经常规化和专业化，强调日常生活式的参与，很少采用激烈的政治对抗手段。
甘姆森（WilliamsA.Gamsons）概况了集体行动的四个核心议题：集体认同感、团结、意识和动员。其中最核心的是集体认同感。然而，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是临时性的短期行为，根本不可能指望大众媒体在某次具体的集体行动里建构集体认同感，更何况当下中国的集体行动并非规划良久精心组织、而是受到某个事件的触发临时爆发的，很多集体行动的发生往往出乎当地政府和学者的意料之外（如2008年瓮安事件和2009年石首事件）。因此，过分强调大众媒体在当下中国集体行动中所扮演的社会动员角色和集体身份建构功能，无助于我们理解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也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里公民的演进和成熟。但是，如果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来考察当下中国的某一类集体行动，将具体的活动看成是某一类集体行动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爆发，也许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解释媒体在当下中国集体行动里的功能和后果。
为什么环境议题很重要？
出于发展经济和国家独立的考虑，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牺牲环境换取发展的经济策略来追赶发达国家。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环境议题才可能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环境议题涉及人的生存和生活，是基本公民权利，环境问题一旦爆发，就会威胁日常生活，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日常生活里和大众媒体上的常见话题之一。
环境议题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二恶英、PX、三聚氰胺等等专业术语，原本只被少部分专业人士所掌握，环境问题的爆发，使得这些专业术语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参与者需要具备一定的教育背景才能理解这些高科技术语。精英人群的参与，是欧美环保运动和中国草根环保运动的共同特征，这也区分了当下中国的环境议题和其他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