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

诸如石首事件这类以泄愤为目的的集体行动，暴露了当下中国“官民冲突”里信任感的缺乏。环境议题并不以泄愤为目的，而是利益受损之后的有具体诉求的集体行动，但是，在厦门PX项目事件里，2007年5月30日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召开新闻发布会，宜布缓建PX项目，两天之后的6月1日，市民“散布”如期举行。环境议题也充分体现了政府管理的缺陷和权威的下降。
女性运动和环保运动同为欧美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跟女性相关的议题往往被媒体看成是“私人领域”内的话题（女性被拖欠工资，是一则新闻，然而，女性承担了大量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这不是新闻），属于“软新闻”，这降低了女性运动议题在大众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和地位。跟女性运动相比，环保运动因其重要性、接近性、冲突性而更有可能成为“硬新闻”，从而使它具备登上重要新闻版面的潜力。大众媒体的地位和声望来自硬新闻，记者的职业名声也大多来自于硬新闻，因此，媒体和记者乐意在环保议题方面投入更多报道精力。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环保议题的诉求吻合传统文化，记者在接受环保议题方面没有心理阻力。传统文化强调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浸淫在传统文化里长大的记者如果要接受女性运动的理念，必须反思自己。这些独特的特征，促使本文选择环境议题为研究对象，关注涉及环境议题的集体行动。
研究个案：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
2009年9月至12月，围绕着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事，广州市番禺区会江村地区部分市民和地方政府机构之间发生了争执，导致11月23日上百名市民在广州市政府门前“散步”，整个事件最近的结局是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承认原有垃圾焚烧项目停止，将于2011年1月开始重新讨论项目选址问题。至此，政府听取了民意，番禺市民的诉求—停止在会江村修建垃圾焚烧厂—得到支持，然而，围绕着番禺和广州垃圾处理问题的争议远远没有结束。
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充分体现了当下我国集体行动的一些共同特征：（1）无专门的组织者，普通市民由于利益受损而自发有序组织；（2）参与者的目标诉求明确具体，不追求宏大目标；（3）特定事件结束之后，整个活动暂时停止或转入下一阶段目标，媒体报道也相应地转入下一个议题；（4）获得强大的舆论支持。番禺事件跟其他集体行动的差别在于：整个过程里，市民始终理性，没有任何破坏活动，无需执法机构介入，最终，政府听取了民意，市民的主张得到了支持。2007年厦门PX事件最初引起公众注意，是由于3月19日《中国经营报》的一篇报道，在整个事件里，厦门当地媒体的表现都不如全国媒体、其他地方媒体和意见领袖（连岳博客）的表现，然而，在番禺事件里，广州当地媒体表现出色，不仅将这一问题带入公众视野，而且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多次积极开拓报道领域，转换报道焦点，充分体现了市场化媒体在推进社会民主进程里的潜力。
本文选择2009年9月至12月为研究时期，以这段时期的媒体报道、网络发贴和跟贴、政府新闻发布会等为研究资料，试图回答下面研究问题：（1）为什么媒体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市民？不独番禺事件和PX事件，其他集体行动中，也能看出媒体对于普通市民多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那么，这种支持市民（Procitizen）的立场为什么普遍存在于集体行动的媒体报道里呢？（2）市场化的媒体怎样才能推动社会民主？专业主义的报道手法是否有助于媒体发挥其社会功能？（3）在集体行动里，媒体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
为什么媒体支持市民？
最先报道番禺会江村将要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一消息的是广州本地媒体。2009年9月24日，《新快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纷纷首次报道这一消息，其消息源是前一天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局长吕志毅在例行市民接待日的一番谈话。从9月至12月，随着事件进展，本地媒体的报道框架发生过多次转换。
表1番禹垃圾焚烧厂事件的进展和本地媒体报道框架的转换

纵观整个事件，媒体曾经在“质疑政府”和“支持政府”之间摇摆，但是，自始至终，媒体丝毫不曾质疑过市民要求的正当性，作为整体的“番禺人”甚至当选《南都周刊》评选的2009广州市年度人物。
为什么中国媒体毫无障碍地支持集体行动中的市民、而西方媒体对社会运动普遍持保守态度？赵鼎新引入霸权理论，认为中国目前缺少既能被社会中坚力量认同又能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基础的霸权性价值观，因此，国家不能提供霸权性的主流价值观念令多数媒体从业人员心悦诚服地接受，国家与媒体精英之间的联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缺乏价值观基础，由此造成中外媒体对集体行动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报道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