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卫生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体现着文明,体现着人的尊严,也是人的基本权利。厕所文化的发展、设施的改善、行为的提高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粪便管理源于传染病的防控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清洁、不整齐,街道院内杂乱不堪,不少地区人畜混住,畜粪多堆在院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粪便暴露,臭气熏天,蝇蛆乱飞乱爬。水井无盖且周围存在脏水坑、便所及粪堆等污染源,以致井水受到污染。痢疾和伤寒等肠道传染病高发,蛔虫病更为普遍,在儿童中患病率高达70%以上。
1952年3月,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同时也为了改变落后的卫生状况,当时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同年底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发布了《反细菌战指示》,提出要“保持室内外及厕所清洁”,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参与,形成了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
1953年又提出要“改善饮水、合理处理粪便”,并通过爱国卫生突击运动将工作落到实处。经过这场运动,全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城乡呈现出清洁卫生的新气象,各地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降低。
“除四害”与“两管五改”加强了改厕粪管
1958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在中央一系列文件和指示的推动和指引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在消灭四害的同时,全国各地普遍进行了清除垃圾粪便、修建和改良厕所等工作,消除了蚊蝇等滋生的环境,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大幅度降低。
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农村形成了“两管五改”的主要形式,“两管”是管水、管粪,“五改”是改厨房、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和改善卫生环境。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通过倡导使用不暴露粪便的便器隔断蚊蝇传播,通过建造不渗漏的粪缸、粪坑来管理收集粪便,堆肥处理后成为无害化的有机农肥,既搞好了卫生,又增加了肥料,预防和控制了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1973年5月14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搞好以‘两管五改’为中心的基本建设”,1974年国务院76号文指出“在农村,要结合生产把水、粪的管理和水井、厕所、畜圈、炉灶、环境的改良……长期坚持下去”。“两管五改”的工作内容和方法一直持续开展,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改革开放促进了卫生厕所的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生产体制变化后,化肥的使用量大幅增加,粪便作为有机肥的需求减少了,处理率降低了,粪便污染环境和水源的问题日显突出。
1980年联合国第35届大会做出决定,从1981年—1990年发起一场为期十年的“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活动,以解决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的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设施问题。我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决定由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中国的活动(国务院国发[1981]61号)。
鉴于农村厕所均为新旧粪便混合的存在,由河南省虞城县卫生防疫站宋乐信医师等创造发明了双瓮漏斗式卫生厕所,相对卫生清洁,清掏使用通过厌氧发酵达到无害化的后瓮粪液,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欢迎;农业部门推广的沼气池,通过与厕所、畜圈连接形成了三联通沼气池式厕所;在南方地区出现了两格、三格式的卫生厕所,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
在当时的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下,1987年我国第一个《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7959-87)出台,针对全国城乡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提出了卫生要求,规范了处理效果的卫生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