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国外的专家不一定了解我国的垃圾特性,进口的设备也无法适应中国的垃圾焚烧要求,出现了焚烧炉排面积不够,无法处理垃圾渗滤液等问题。「我们引进技术要着重于后面的创新。这并不是一个得诺贝尔奖的创新,而是什么样的技术更适合于烧什么垃圾的问题。」
2008年,康恒环境和日立造船公司签订了技术转让协议,引进日立造船-VonRoll机械炉排焚烧技术,根据国内垃圾的特色实施国产化改进创新,并约定彼此分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垃圾处理技术的改进。几年间,康恒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为全国数十个项目提供了技术和服务,占了全国份额约40%。
但是,数年后垃圾焚烧的设备市场很快从蓝海变红海,激烈的市场竞争拉低了设备价格,一些投资商为了消化产能,不计成本、亏本也做。对刚刚创立不久的康恒环境而言,没有合理的利润企业难以发展,也不可能投入更多资金去研发改造。
雪上加霜的是,当时市值三百亿的行业龙头企业挖走了康恒环境的第二梯队人才,侵权复制了后者的技术和设备。这意味着,康恒不仅损失了一个大客户,这个客户还会以低价扰乱市场。
龙吉生回忆说,这是他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那时康恒的年产值才一两个亿。幸运的是,正值我国强化知识产权维权执法之际,经济侦查介入,才制止了龙头企业的侵权行为。「对方说你这个技术我们用就用了,反正过几年这个技术也没什么太大用途。我当时很失望,这样的企业文化一定会给企业和行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只有以技术为基础的投资才有价值,越发展到最后一定是靠技术竞争」,龙吉生曾表示,希望没有良心、只信奉资本运作、只顾赚钱的企业远离环保行业,「不能把环保当作赚钱的手段和工具,要把环保当作目的。」
邻避变邻利
2014年,中信产业基金入股康恒环境,资本、资源、团队与技术的结合使得康恒得以从技术和设备供应商转型成为固废综合治理领域的投资营运服务商。
垃圾焚烧厂的建设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项目所在地居民的质疑和关注。国内邻避运动频发,与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为相似。汲取日本经验,龙吉生所采取的办法是注重与周边居民的沟通和去工业化设计,并将厂区建成开放的和谐社区。
在宁波项目初期阶段,康恒便和当地政府一同邀请居民参观考察,或与行业专家开研讨会,或拍摄宣传片。龙吉生认为,邻避运动的根源之一在于信息不对称。康恒还实时监测排放数据,并公示于厂区门外,每周五设为公众开放日,居民可自由参观。
宁波项目的外观成本就多花了6000万元
「只要充分和周边居民沟通,就没有问题。」
由于邻避运动,国内不少垃圾焚烧厂都建在远离城区的地区,日本欧洲的焚烧厂往往就建在市中心,与居民社区或办公区融为一体,甚至于樱花盛开时,很多垃圾焚烧厂是居民赏樱的好去处;在维也纳、巴黎、东京,不少焚烧发电厂建在车站、政府隔壁,不知道的人甚至都不会注意到。
龙吉生认为,垃圾焚烧厂建在远郊是不合理的,「如果国内一开始焚烧厂就建得很好,也许就不需要建那么远了。」由于扔垃圾的人看不到,也体会不到垃圾处理,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更缺乏垃圾分类的动力。
囿于地理位置,垃圾车奔驰在大街小巷、穿城而过,「没有给人家带来麻烦是不可能的」。作为回报,龙吉生学习国外的「去工业化」经验,排放技术过关只是底线,同时还要求厂房本身具有视觉美感。以宁波项目为例,外观成本就多花了6000万元,康恒还在其中设立了宁波第一个城市垃圾处理博物馆。「我们尽量回馈周边居民,福利设施是化垃圾焚烧厂『邻避』为『邻利』的一项重要举措。」
从垃圾围城到垃圾分类不过十几年的时间,国内垃圾焚烧行业的发展超出了龙吉生的预想。龙吉生一直想找机会停下来,对技术反思一下,但行业的快速发展推着他必须一直朝前走。如同高铁项目,因为中国的参与和大范围应用,技术提升和规模效应大幅拉低了成本,垃圾焚烧处理的吨补贴费也从日本的两三千元,欧洲的一千多元,降低到了中国的一百元左右。龙吉生看到了新的市场,他正出海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国际行业的影响力方面,垃圾焚烧比高铁会更大一点,因为垃圾焚烧发电核心技术基本都是我们自己的。」龙吉生希望用自己处理发展中国家垃圾的技术优势,帮助发展中国家把环境做得更洁净更友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