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垃圾分类后，社会如何获得主动权

《条例》实施后，湿垃圾（厨余垃圾）分出量急剧上升。《条例》规定，湿垃圾应“采用生化处理、产沼、堆肥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置”，并要求相关部门支持在公共绿地中优先使用湿垃圾堆肥，支持符合标准的堆肥用于农业。据市政府在6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目前湿垃圾日分出量为6100吨，资源化利用能力为每天5050吨，争取到2020年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达到7000吨，看上去捉襟见肘。

公众有权追问：我们如何获得真实而及时的湿垃圾分出量和利用量数据，好对它们进行核对？公众是否可以实地考察这些处理设施？是否能看到传说中的“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另外，《条例》规定的湿垃圾处理方式中的“等方式进行资源化利用”这种模糊化表达是否给湿垃圾焚烧留下了后门？

6月28日的发布会还披露了当前可回收物回收量——3300吨/日，却没有关于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能力的数据，对有害垃圾的处置现状更是未置一词。这都是公众需要去追问的。

前面提到，《条例》提出实行“区域生活垃圾处置总量控制制度”，各区都要制定自己的总量控制计划。那么，公众就有权去了解全市和各区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是否切合实际，又够不够进取，有没有完成，并据此去反对盲目上马垃圾焚烧和填埋产能，要求焚烧和填埋逐步减少，同时高举“无害化”原则，去推动垃圾焚烧厂和填埋场的信息公开，监督其排放达标。

二、推进社区自治，促进公共参与。

《条例》规定，在城市小区，物业公司是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而居民委员会则负责“组织、动员、宣传、指导”。而在乡村，村民委员会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城市中的这两种组织都不能真正代表居民，不是凝聚共识的平台。而在乡村，村民自治有待强化。

这需要城市中的业主委员会、NGO、媒体、高校这些公民社会主体扮演更主要的角色，来为垃圾投放方式（比如究竟要不要定点定时？）、监督和惩罚机制、设施投入（比如避免不适宜的高科技设备进入社区，既浪费公帑，又妨碍居民主动性的建立）等议题建立对话机制，让它们变得更符合本地实情、更以人为本，从而更具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这也会有助于在社区中形成一种公德意识，从而超越“监督-执行”。这些活动可以进入全社会，通过开展公众教育、讨论、考察，让大众知道垃圾分类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分出来的垃圾都去了哪儿，该如何去监督政府兑现承诺，让垃圾分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系列公民参与的开端。

三、关心回收业的发展。

30年来，中国的废品回收主要依靠一个由来自农村的拾荒者、收购者、中间商和再利用加工者构成的庞大非正式部门（据维也纳大学潘介明统计，光2011年在北京的前三类从业者就达到30万人），依靠他们在恶劣环境中的廉价劳动实现了废品（可回收物）的有效收运和一定程度的资源化利用。这个部门的兴衰枯荣极大地受到城市更新、环境治理、“人口调控”、再生材料市场波动和作为原料的“洋垃圾”进口政策的影响，近两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而此番《条例》有一条规定：只有取得“生活垃圾经营服务许可证”的单位才可从事垃圾收运，无证收运者会被处以3至10万元罚款。这恐怕将彻底排除非正规回收业者的参与，而将市场拱手让给“两网融合”（指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体系和废品回收体系两者的融合，通常表现为政府指定企业进驻小区设置回收点）指定企业。但是，固有回收体系的瓦解和企业对废品资源的垄断，无助于回收效率和精细程度的提高，还势必造成大量非正规从业者的失业。对此，公众可以探讨该如何将非正规回收业者纳入“两网融合”，让他们与企业开展竞争，并与居民配合，进一步提高可回收物分类水平（而不是像《垃圾回收的社会成本》一文说的那样——交给非正规部门就好了）？

在再利用加工端，小作坊、小企业可能因为加工过程中的污染而难免被关停，那么政府又该如何扶持新的加工产能，避免可回收物因为没有市场而最终走向填埋场和焚烧炉？当产能就绪，我们该如何推动生产端使用可回收材料，并对材料属性进行标注从而提高回收率？

需要过问的事项还有很多很多。垃圾分类突如其来，被强加给每个人，于是每个人都从“眼不见为净”的沉默大多数，变成每天都会感受一遍的利益相关方。环境问题、公共利益终于穿透权力自己设置的屏障而变得可被想象。上海之后，更多城市即将进入强制垃圾分类时代。一个社会真正的自主性或许将以这种曲折的方式出现——起初它没有被肯定，然后它自我肯定。新的环境运动，新的公民意识，或许将因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