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化的理论已在日本垃圾治理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应用与体现。由于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垃圾总量从1988年之后基本持平,没有大幅度的增长,而东京等城市的垃圾甚至有所下降。实现了垃圾量的控制目标。
1.3美国
美国的城市生活垃圾都是由专门从事废弃物收集处理的公司承包运作。这些废弃物公司有的只是负责收集,分类和运输,有的有自己的垃圾填埋场和堆肥厂。美国居民每月要交给市政管理部门垃圾处理费,市政管理部门再与废弃物处理企业签订合同。每个公司的垃圾收集办法不同,如垃圾分类投放箱的大小、颜色、样式以及垃圾车的自动装置等,但是基本是2个垃圾箱,即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
图2垃圾管道收集系统示意图
1.4法国
法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垃圾分类收集的可行性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开始对有毒有害垃圾和粗大垃圾进行了分类收集。进入了90年代以来,法国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垃圾的分类收集,许多城市在不同地点和场所,设置了不同类型的有用物质和有毒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以满足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和收运的需要。
法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的比较见表1[1]。
表1法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 法郎/t
目前,发达国家的垃圾收集运输系统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垃圾减量化、资源化为目标,以垃圾分类收集为主要方式,以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清运、分类处理为技术路线,以广泛宣传为教育手段,以先进的收运设施设备为技术支撑,以法规为法律保障,以垃圾收费为资金支持的完整的垃圾收运系统。
2国内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系统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方式普遍以混合收集为主。截止2003年,各城市的试点工作基本停顿(北京除外),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原因:
1)此项试点的名称为“垃圾分类收集”,相应的各城市对于垃圾的“收集”环节强调较多,而对垃圾分类收集的系统性考虑较少。于是出现了在前端经过努力分类投放和分类放置、后端混合收集、混合运输处理的现象。这种极为不合理的形式工作在10余年前的上海就曾经出现过,公众对此意见十分强烈。
2)垃圾分类收集政策的明确性与持续性不强、思路难以统一。
3)缺乏强制性的措施与政策,监督检查力量薄弱,科学、系统的垃圾收集运行体制与管理机制尚未建立,致使垃圾分类收集实施困难。
4)在策略上未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将宣传形式的普遍性演变成了具体实施的普遍性,未将分类收集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结果导致各城市力不从心,无法打破和更新传统的垃圾收运体系,其中有体系自身的问题,也有相关利益部门的因素。
试点工作失败的教训从反面诠释了垃圾分类的一些规律。当然,这项工作所起到的垃圾分类教育作用也对后来的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近年来由于各城市的努力,垃圾分类收集也有一定进展。
广州市已建立“前期分类投放、中期分类收运、后期分类处理利用”的垃圾治理体系,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和加快制定相关法规,加快建设垃圾分类处理利用设施,提高垃圾分类的社会环境效益。同时开展了餐饮垃圾、塑料垃圾和废电池的回收利用工作。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作了垃圾分类的规定,使垃圾分类具备了法规基础。该市的一些区域配置了分类垃圾箱,在许多地方按照干、湿垃圾(高含水的厨余等)两类分置,逐步建立塑料餐盒和餐饮垃圾等专项回收系统。对于厨余餐饮食品垃圾采用生化处理机就地进行处理。在机械分选方面,该市的一些垃圾分选中心,经过风选和磁选设备进行分类,然后分类处理利用,该中心可以通过电脑对分选线进行自动控制[1]。
3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研究现状
早在1968年,美国首先将经济优化应用于垃圾管理。20世纪80年代早期,环境影响及回收逐渐变为发达国家垃圾管理研究的重点。90年代以后,经济与环境效益并重使垃圾管理系统规划具有显著的多目标性[3],如图3所示。
图3固体废物优化的发展阶段
垃圾收运系统的优化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层次,即:&路线的优化;∋转运站(处置场)规模、容量和选址的优化;(收运系统的整体优化。
3.1城市垃圾收运路线的优化研究
国内在垃圾收集频率确定的前提下,以收运路线总行程最短为目标函数,建立城市垃圾收运路线模型,并利用神经元理论、搜索技术计算出城市收运路线的优化方案[4],并编制10个垃圾收集点的计算机运行程序;根据单亲遗传算法的特点分析并应用在城市垃圾收运路线优化研究中,建立城市垃圾单因素收运路线优化模型,在经济因素基础上同时考虑了环境因素的影响[5]。
3.2转运站数量和位置的优化研究
国外有以运输费用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确定转运站数量和位置的数学模型;已知各点收集路线的情况下,提出了混合整数规划和整数规划对转运站的数量、位置以及停车场的数量和位置分别进行了优化,使运输费用最小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