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我国的垃圾处理和运营模式，不仅投资体制不顺，设施监管不到位，各自承担的职责也不明确，工作人员性质也不稳定，这就给垃圾处理留下了先天性不足的硬伤。上世纪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市场化变得炙手可热，BOT（建设运营移交）、TOT（移交运营移交）模式成了竞相采用的方法。这些市场化的建设运营模式有效解决了政府在资金紧张、运营无经验等方面问题，但是企业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如果监管不到位，甚至失控或留下空白地带，也给许多基础设施的运营不稳定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法律的缺失。在这样的背景下，让企业以良心担负起垃圾处理的社会责任，显然是有风险的。”人们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国内，一些BOT垃圾处理设施因为缺乏严格监管，不达标排放屡屡发生，也增加了公众的忧虑。“我从来都不反对垃圾焚烧，我也知道从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监管问题。”这也是公众对政府部门的期待。
目前，北京已经明确将垃圾处理定位于公益事业，要发挥其公益特性，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增加投入、强化监管，以政府的公信力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的忧虑。这正是我们各级政府需要做的，必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从这一点说，思变决定求变。处理垃圾堆山、围城、堵村、塞河的窘况已迫在眉睫，求变突围的关键两条，一是公益性；二是公务性。前者要求把垃圾处理当作社会公益事业来办，后者则要痛下决心削减我国日益庞大的公务员和事业附属编制，腾出公务员岗位来。思变的决心，决定求变的效果。中国已到了壮士断腕的时候了！
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尽管现在我们不少城市都有分类垃圾箱，但市民并未严格分类投放。即使居民投放分类了，市政部门的运输、处理过程却未分类而是“一锅烩”，结果使垃圾分类徒有其名。要解决目前的垃圾之困，除了加强宣传，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和养成良好习惯外，政府应向日本学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理顺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在垃圾分类投放、运输、处理上下些真功夫，细化措施，加强监管，以破解垃圾围城之困，从而达到减量、环保之长远目的。
2020全国厨余（餐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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