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但是，居民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较低（详见表5），尤其第二、三题项“我认为政府垃圾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好（M=3.17）”和“我对政府相关部门对生活垃圾的管理工作比较满意（M=3.06）”的均值接近“不确定”。从表面上看，这项统计结果显示居民没有将城市垃圾治理的成效归功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但我们也可以从“居民对垃圾管理的焦虑（M=2.865）”这个变量的均值中找到部分原因。其中，43.7%和39.14%的受访者分别对“填埋和焚烧的垃圾处理影响了附近居民生活”和“垃圾填埋和焚烧发电会造成环境污染”表示“同意”（包括“非常同意”）。这说明，有一定数量的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方式仍然存在显著的焦虑情绪。现实的原因则在于，截至2017年12月，在公共机构、相关企业、行业推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参与率达到70%，城郊和城区小巷还存在着垃圾“死角”，部分居民对垃圾治理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从而影响了“对广州市的环境治理充满信心（M=3.63）”的评价均值。不过，2017年出版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一书以系统的统计数据证明，广州在284个城市生态健康指数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一项中排名第2，它表明在垃圾处理方面，居民的期望与学界的认知和态度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居民是从其生活居住环境的变化与其对环境治理的期望值和焦虑感的对比出发，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进行的评价，而专家则是从全国范围的环境治理成效进行对比后得出的评价，说明广州市对垃圾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全面铺开的传播效果。

广州市居民地方归属感较强，但其满意度受环境焦虑感的负面影响

居民关于地方认同的题项所获均值大部分在3.50以上。其中，“满意度”的均值为3.59，“归属感”的均值为3.97，后者接近“同意”。从居民对城市“宜居宜业”期望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变量中的题项“我信任广州市管理机构，将长久住在广州（M=3.92）”“广州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优势（M=4.06）”和“广州这个城市很利于个人发展（M=3.97）”都接近或者超过了“同意”水平。此外，还有超过半数（53.08%）的受访居民对“广州有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M=3.44）”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通过这些统计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广州市在多数居民眼中已成为提高其归属感的“宜居宜业”居住地，也证明广州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形成的平衡优势对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和资金具备了较大的潜力。而唯一影响受访者归属感的因素是环境管理绩效的不确定性。虽然“我信任广州市管理机构，将长久住在广州（M=3.92）”的题项均值接近“同意”，却仍然有超过半数（50.13%）的居民在“我对广州的环境感到满意，不会去别的城市居住”这一题项上选择了“不确定”（表6），证明居民对居住地的归属感大部分来自潜在的“个人发展机会”，而非确定的环境优势（M=3.41）。

城市垃圾管理成效对居民认同的影响力最大

本节以人口特征、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期望作为自变量，地方认同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地方认同包含两个变量，因而两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两个回归模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的结果均落在否定多重共线性范围之内（0＜Tolerance＜1，1＜VIF＜3），这表明回归分析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两个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分别为26%和31.8%，且通过了显著检验（表7），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视为互为因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