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研究变量的测量

各变量的测量是在已有的成熟量表上针对目前的研究问题进行修改，除控制变量外，其他各变量的测量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居民对其社区环境治理的认知，问卷中主要考察：“广州是否是理想的居住地？广州的生活环境是否健康？是否具备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是否从整体上形成对该城市生态的满意度而打算在此安家立业？”等等。其中，居民对政府垃圾管理能力的评价、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估、对垃圾管理法律法规的认同、对垃圾处理的期望、对垃圾管理的焦虑等分析采用了陈永国等相关研究中所设计的指标体系和测量量表。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0.770）。

课题组利用SPSS22.0统计软件上主成分分析的方差最大化旋转来检验量表的效度，最终提取了5个因子，共13个题项，剔除之后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812%，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并对因子进行内在一致性检验。表2中各题项在其对应的因子上的负荷较大，处于0.714～0.877。且得到5个因子的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在0.617～0.823，均大于0.6，显示这5个因子内部一致性良好，说明居民对垃圾管理的认知与要求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另外，将因子分析得出的5个因子与原设计问卷时的理论潜变量进行对比，保持与原内容的相同性和问卷设计的合理性（表3）。

2 因变量——居民地方认同

地方认同的测度量表借鉴了中国科学院学者庄春萍、张建新根据莱莉所修订的居民城市认同问卷中的两个维度——地方依恋和投入意愿（commitment），从中选取契合这两个概念内涵的问题，经过预调查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加以修改，合并为2个因子。其中，“依恋感”源自居民对居住地环境的绿色、健康度和在满足其精神需求等方面而达到的满意度和获得感；“投入意愿”的概念则涵盖了他们对居住地“宜居宜业”的认知和“有意”在此地居住和工作的态度与行为计划。由此两项分别衍生出居民对居住地的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信度检验，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0.857）。

以上文地方认同界定的意蕴作为题项的剔除标准，进行筛选后再删除2个不符合一致性标准的题项，剔除后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537%，最后提取出2个因子，共9个题项，因子载荷均在0.6以上（表4）。将因子分析得出的2个主因子与原问卷进行对比，获得与原问卷趋同的“满意度”和“归属感”之合并项，由此构成衡量居民地方认同的指标。

3 控制变量与调节变量

在广州的居住时间、社会经济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地方认同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居住时间、人口特征（如户籍、房屋所有权等）亦被纳入控制变量的范围。

结果与讨论

居民对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均值趋高，但居民对垃圾处理方式的期望与环境专家的认知存在差异

关于居民对广州垃圾治理的认知第2题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均值接近最高分值5（M=4.41）。其中，49.87%、50.94%、51.21%的居民分别对“我认为广州市所有居民区都有垃圾分类设施（M=4.41）”“我认为城市垃圾管理水平提高了城市的适宜居住度（M=4.39）”“我认为城市垃圾分类提高了城市环境管理水平（M=4.44）”均表示“非常同意”。它标志着广州市从2012年开始建立的垃圾治理专项执法行动、出动执法人员检查和监控生活垃圾分类单位、监督组定期监察和定期向市环保机构汇报、对不合格的基础组织发出《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等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市民对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虽然政府仅创建了100个市内生活垃圾分类样板居住小区，但市民在垃圾治理的舆论氛围中亲身体验了垃圾治理带来的大幅度变化，感受到了社区、街道、湖滨、海滨等公共领域环境美化效果带来的生态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