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垃圾问题反思

垃圾电厂与二恶英困局 

实际上，据国家环保总局的数字，我国固体废物的环境污染，最大的还是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目前，生活垃圾年产量约为1.2亿吨，工业固体废物8亿吨，其中化学品等危险废物近1000万吨.由于缺乏有效处理，我国历年的垃圾存量已超过60亿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2/3处于垃圾包围之中，用垃圾围城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由于传统的填埋与堆肥处理方式有极大的缺陷，众多的城市不得不纷纷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在这些新办法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垃圾焚烧发电.自1992年深圳建成我国第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以来，已有上海浦东，宁波枫林，温州东庄等多座垃圾电厂在中国建成运营，另外北京，广州，杭州，天津等十余座大城市的垃圾电厂建设也相继开工，几十个中小城市的垃圾电厂处于拟建或项目前期运做，另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垃圾电厂纳入议事日程. 

我国政府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客观上也为"垃圾发电"推波助澜.如在税收方面，于2001年1月出台了对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实行"即征即退"的增值税政策;在融资方面，要求银行优先安排大型垃圾发电厂项目的建设贷款，国家给予2%的财政贴息;另外，在电力调度上保证垃圾发电厂满负荷发电，并给予优惠的售电价格;各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媒体也不甘落后.大量有关兴建垃圾电厂的新闻报道与评论说明文章见诸报端，有人引用国家计委的统计数字兴奋的推算，我国即使只有20%~30%的垃圾用来焚烧发电，所造就的设备需求就达几百亿人民币.确实，垃圾电厂的投资动辄上亿元:上海浦东垃圾焚烧电厂投资6.7亿，宁波枫林一期投资就达4亿元，天津垃圾电厂投资5.7亿.由于纸上测算的巨大社会与经济效益，由于环保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巨大压力，几乎在一夜之间，垃圾焚烧电厂及其相关产业成为我国新的投资热点. 

然而我们不能不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我们的近邻日本1998年末永久或短暂关闭了2000多座工业废物焚化炉，到2000年7月，全日本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即使是垃圾问题极为严重的贫穷的菲律宾，也颁布了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禁令. 

导致各国政府纷纷立法关闭及禁建垃圾焚烧设施的直接原因是人们发现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其中最为危险的当属被国际组织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中毒性最强的二恶英(DIOXINs，DXNs).二恶英主要是由垃圾中的塑料制品焚烧产生，它不仅具有强致癌性，而且具有极强的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并且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其对人类的远期危害远比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严重.这种比氰化钾毒性要大1千多倍的化合物由于化学结构稳定，亲脂性高，又不能生物降解，因而具有很高的环境滞留性.无论存在于空气，水还是土壤中，它都能强烈地吸附于颗粒上，借助于水生和陆生食物链不断富集而最终危害人类. 二恶英对人类的大规模伤害首始越战.由于美军在越南丛林大量使用含较高浓度二恶英的落叶型除草剂，造成大批人员中毒，其远期致癌性及致畸性给参战双方特别是越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二恶英污染对经济的打击也是致命的，1999年源自比利时后波及荷兰，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的二恶英食品污染引发全球性食品恐慌，使这些国家的相关产业招致巨额经济损失.在我国，1997年香港环保署因深圳海湾产的蚝(牡蛎)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而全面禁止进口，导致养殖者上亿元人民币的直接经济损失.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于有机物(厨余垃圾，果皮及剩饭菜等)含量较高，含水量较大而热值较低，在焚烧过程中难以达到理想高温;并且由于内含大量废弃塑料包装袋及一次性餐盒等塑料制品，在垃圾的焚烧过程中更易产生二恶英.然而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国内媒体的众多报道回避了这个问题. 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纸是包不住火的.2001年5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各国全权代表会议上经投票有九十一个国家(包含我国)赞成，《POPs公约》(后更名为"斯德哥尔摩公约")获得了通过.公约确定了各国必须立即加以控制和治理以二恶英类为代表的十二项在环境中具有高残留性，高生物浓缩性和高生物毒性的物质，即POPs物质(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残留性有机污染物质).公约在九十天后(2001年8月23日)自动生效，进入实施阶段.这意味着我国必须通过立法实现对包含二恶英在内的POPs物质污染防治的承诺. 实际上，自2000年6月1日起，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就已经开始在我国实施.标准中特别规定了二恶英的排放限值，要求向大气中排放的每立方米烟气二恶英类不得超过1.0纳克(即1.0个毒性当量，欧洲，北美和日本限值为0.1纳克/立方米). 

然而，由于检测技术的制约，二恶英排放这一限值只能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试行，其它地区自2003年6月1日起执行.作为世界精尖技术，二恶英检测难度较大，检测费用较高，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人民币;再加之我国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极少，由于投资较大及技术要求较高，目前仅有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由德国援助的二恶英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自己建设的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二恶英研究实验室能够检测.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提取，分离，浓缩，精制)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虽然国家制订了相应标准，然而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对建成以及即将建成的垃圾电厂进行有效的监测实不可能，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些标准不得不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形下，国内众多的垃圾焚化设备提供商以及科研机构推出了据说是能够彻底消除二恶英的垃圾焚化技术与设备，更有媒体引用某些环保协会理事研究人员的话语，我国研制的垃圾焚烧炉因增加了二次燃烧，所以我国的垃圾炉不排二恶英.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我们解决了困扰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技术问题，笔者真的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成功还是我们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