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环卫遇上再生资源：两网融合的困局与环卫企业的机会

16小时前

来源：环卫科技网

垃圾分类再生资源环卫企业研报

一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里，大约有20%到30%是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瓶、金属罐、玻璃瓶、旧衣物。这些东西本该回到再生资源体系中去，变成新纸、新塑料、新金属。但现实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尤其是低值品类，正坐着环卫的清运车，直接进了焚烧厂。

这背后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结构性问题：管清运的环卫体系和管回收的再生资源体系，像两条平行线，各干各的，中间缺少一个能把二者接起来的枢纽。政策界把这叫做"两网融合"，即打通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和废旧物资回收体系，这个概念提出已久，但真正有进展，是近三四年的事。

两张网，为什么融不到一块

要理解环卫企业在这个局面里有什么机会，先得搞清楚两网为什么长期割裂。

环卫体系的优势是覆盖面广、运转高效。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已超过95%，农村也到了80%以上。从小区到中转站再到末端处理，这条链路是完整的。但这条链路的职能定位是清运——把垃圾从A点搬到B点，越快越好。它没有精细化分选的职能，也没有分选的设备和技术。垃圾进了压缩车，混在一起送到中转站，再从转运站拉去焚烧或填埋。简而言之，环卫本质上是一个“搬运工”的角色。

再生资源体系则恰好相反。经过多年发展，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从分选、清洗到造粒、改性的完整深加工产业链，技术成熟，市场需求旺盛。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拿不到稳定的原料。正规回收企业进不了环卫的收运环节，只能依赖传统的拾荒网络和小散回收站。于是出现了清华大学温宗国团队精准概括的那个矛盾：“环卫有收运无分选、企业有能力无原料”[1]。这两条体系之间，缺的是一个衔接枢纽。传统的小打包站规模小、技术落后，只能简单压缩打包，既做不了规模化分选，也无法为下游提供品质稳定的工业级原料。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部分环卫企业及焚烧厂的收益与垃圾处理量直接挂钩——按入场量获得处置费补贴，按转运量核定运营经费。这种多收多补的激励机制，客观上削弱了主动分选减量的动力。两边各干各的，中间没有桥梁，两网融合自然推不动。

此外还有部门壁垒。环卫归城管或住建部门主管，再生资源回收归商务或供销社系统主管。两套体系运行规则不同，分类标准不一，数据互不相通，场地互不开放。这些体制机制上的障碍，比技术问题更难解。

低值可回收物是这个困局中最突出的受害者。废玻璃、废织物、混合塑料、利乐包——这些东西回收成本高于市场售价，没有企业愿意亏本去收。居民辛辛苦苦分出来了，回收站不收，只能混进其他垃圾被烧掉。久而久之，公众参与分类的积极性也被消磨。

生活源再生资源智能回收箱

中转站里的机会

但恰恰是在这个断层的中间地带，藏着环卫企业最大的机会。

想象一下，环卫企业每天从千家万户收运垃圾，这些垃圾经过中转站转运到末端。中转站是环卫体系天然的节点——它有场地、有车辆、有人手、有稳定的来料。如果在中转站里嵌入一条智能分选线，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广州已经给出了答案。九爪智能在广州建设的垃圾压缩-分拣一体化站，搭载AI视觉识别和近红外光谱分选技术，分选准确率达99.5%，可识别塑料软包装、利乐包、一次性餐盒、废金属、薄膜等多种品类。累计分拣原生垃圾2.6万吨，节省垃圾处理费172.76万元。垃圾减量率达40%，资源回收率达90%[2]。更重要的是，这个模式把传统意义上的财政成本中心变成了一个能产生环保收益和价值回报的节点。

杭州临平，绿色数智分拣中心智能分拣线

杭州临平的绿色数智分拣中心走得更远。AI机械臂配合每秒5760次识别速度的光学分拣机，分拣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280%[4]。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加资源化加工的模式，实现了从成本中心向价值中心的转型，年碳减排4200吨。北京怀柔的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处理量达200吨/日，塑料纯度提升至98%。福州的项目人工成本降低70%[5]。湖南益阳的全品类智能绿色分拣中心设计处理能力140吨/日，年产值预计突破1亿元，投产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可达35%以上，资源化利用率达80%，每年可减少末端焚烧处置5万吨[6]。

这些数据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中端智能分选不是实验，而是已经跑通的商业模式。而环卫企业恰好站在这个枢纽位置上——掌握来料、掌握场地、掌握与政府的长期合作关系。别人想进进不来，环卫企业天然就在这个位置。

从经济性看，国产AI分拣设备相比进口设备成本大幅下降——进口设备约2000万元/套，国产可降至其一半以下，运营成本降低50%，投资回收期不到2年[5]。AI分拣设备平均12至18个月即可收回增量采购成本，这还只是设备层面的测算，没有算上垃圾减量带来的末端处置费节约。

从“搬运工”到资源供应商

环卫企业真正要做的转变，不是简单地多一条业务线，而是重新定义自己在产业链中的角色。

传统环卫企业的收入结构很单一——政府支付的清扫收运服务费。这是一个纯粹的财政支出项，没有市场化的增值空间。但如果环卫企业在中转站嵌入了分选能力，它就不再只是垃圾搬运工，而是再生资源的初级供应商。分选出来的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可以直接卖给下游再生资源企业，形成第二收入来源。

更进一步，如果分选做得足够精细，产出的初级分出物品质稳定、品类清晰，下游企业可以规模化组织深加工，再生材料的品质和售价都会提升。温宗国团队指出的路径很清楚：不用重建整个产业链，只需要用智能分选把已有的两个成熟体系串起来[1]。环卫体系做前端收运和中端分选，再生资源企业做后端深加工，各做各擅长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认知转变：分选不是为了完成垃圾分类考核指标，而是为了创造资源价值。当环卫企业把分选产出物当作产品来经营，而不是当作分类任务的副产品，整个商业逻辑就变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环卫企业要自己去建再生塑料造粒线或废钢熔炼炉。那是重资产、长周期、高度专业化的领域，不是环卫企业的强项。环卫企业的核心能力在于网络覆盖和运营管理，它的边界应该止于产出品质稳定的初级分选物。下游深加工，交给专业的再生资源企业去做。

轻资产的另一条路

不是所有环卫企业都有条件上智能分选线。对于中小型区域环卫公司，分布式就近处理是一条更现实的路径。

这个模式的核心是短链降本和就地增值。把环卫系统已有的垃圾中转房、厢房改造升级，使其兼具分类暂存和初加工功能。厨余垃圾就地脱水脱盐干化，减少70%到80%的体积；可回收物二次分拣后交给下游；只有减量后的残余物才送去焚烧。深圳英尔科技在宝安新安街道的试点，用这个方法实现了小区生活垃圾总量减少45%[7]。

盈利来自三个方向：地方政府对设施改造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对厨余垃圾资源化和低值可回收物处理等公益环节给予运营补贴；分拣出的可回收物销售收益；以及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块——清运成本节约。减少垃圾清运频次和距离，直接降低燃油、人工和车辆损耗；减少进入末端的垃圾量，又节约了焚烧或填埋的处置费用。苏州的厨余减量补贴标准是280元/吨，单站月均减量12至18吨，扣除成本后月净利超过1万元[8]。

这个模式特别适合两类场景：土地紧张、难以新建大型设施的老旧城区；垃圾收集运输距离长、集中处理经济性差的乡镇和农村。中小环卫公司做这个，靠的是本地化服务优势——熟悉社区、协调物业、管理一线人员——而不是重资产投入。

大项目：BOT与城市管家

对于有实力的头部环卫企业，更大的机会在于特许经营项目。

广州白云鹤龙项目是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标杆。这个全国首个环卫再生资源循环利用中心采用BOT模式，特许经营期35年，集可回收物分拣压缩、大件垃圾、绿化垃圾、装修垃圾、低值可回收物处置等全品类业务[9]。6家联合体全部顶格投标——这说明市场对这类项目商业价值的高度认可。

环卫企业运营的大型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这类项目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它把环卫服务从传统的政府购买服务，升级为一个有资源化收益支撑的长期资产。焚烧和填埋的处置费是刚性支出，而可回收物的分选销售是增量收入。随着再生资源价格上涨和碳交易市场完善，这个增量还有上升空间。

更广泛地看，城市管家模式正在快速普及——一家企业管一片城区，整合环卫、市政、绿化、垃圾分类、公厕运维等全链条服务。两网融合天然适合嵌入这个框架。当环卫企业从单做清扫收运升级为城市综合服务商，可回收物回收就不再是额外业务，而是管家服务链条上自然延伸的一环。

合资：最快越过体制壁垒的方式

体制壁垒是两网融合最大的非技术障碍。环卫归城管管，再生资源归商务和供销社管。一个环卫企业想自己做回收，审批、资质、场地、税务，处处卡壳。最务实的办法是找对合作伙伴，用合资公司的形式绕过壁垒。

福建闽清县是一个值得细看的案例。中航美丽城乡环卫集团与当地供销社合作，成立闽清县梅航供销再生资源有限公司[10]。环卫集团出收运网络、出运营能力；供销社出回收渠道、出政策资源。县政府从垃圾填埋场划出10亩地建设绿色分拣中心。三方合力，形成了环卫清运与再生资源一体化运营的格局，日均处理能力达30吨。

全国政协的建言也指向了类似方向：探索城管局加供销社加企业共建运营模式。城管部门提供分选场地和设施，供销社负责建设市场化回收点，国有平台与环科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提供技术和运维[11]。这是一种三方各出所长、各取所需的架构。

合资模式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机制的设计。环卫企业贡献的是网络和运营，再生资源企业贡献的是分选加工和下游渠道，供销社贡献的是政策通道和牌照资质。谁来控股、利润怎么分、运营谁来主导——这些需要在合作初期就谈清楚。一个常见的安排是：环卫企业或其关联方控股（因为掌握核心的来料和场地），再生资源企业以技术入股，供销社以资质和政策资源参股。

低值可回收物：从政府补贴到碳普惠

低值可回收物是两网融合最难啃的骨头，但也是政策空间最大的领域。

广州的做法最具参考性。2026年修订的《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办法》明确，由市、区城管部门联合采购服务商，服务单价不超过上一年度全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年度单价，服务费总额不超过上年度焚烧处理费的2%。市、区财政按7比3比例分担，企业每季度申报审核后直拨支付[12]。这个设计很聪明：用焚烧处置费的零头来补贴低值回收，逻辑是每回收一吨低值可回收物，就少烧一吨垃圾，省下来的处置费拿来补贴回收成本，政府总支出不增反减。

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一角

宁波则采取了更积极的策略。通过两网融合体系建设，北仑区废品回收率从28%跃升至52%[13]。核心举措是对低值可回收物实行全品类应收尽收，政府购买服务兜底，高值品类市场化运营，低值品类补贴运营，两类收益互补平衡。

碳普惠是另一个正在打开的收益空间。智能回收箱的标准化数据记录天然满足碳减排量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要求。上海“再易通”平台接入碳普惠后，投递量提升40%至60%，项目回本周期缩短约30%[14]。杭州余杭累计发放环保金超2.9亿元[15]。每吨回收物可额外获得数十至数百元碳收益，虽然目前绝对金额不大，但随着碳交易市场完善和碳价上涨，这个收入通道的想象空间值得重视。

对环卫企业来说，低值可回收物回收本来就是政府服务的延伸。从做清扫收运扩展到可回收物兜底回收，是从单一服务费到服务费加资源化收益加碳收益的结构性升级。

行业正在变局中

需要诚实地说，环卫行业当前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头部6家环卫企业应收账款累计高达214.7亿元，占同期总营收的82.5%。回款周期从3至6个月普遍延长至9至12个月甚至更长[16]。地方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承压，传统环卫服务深陷低价竞争，部分企业出现严重亏损。

这恰恰是为什么两网融合对环卫企业不只是多一个业务机会，而是一个结构性出路。传统环卫服务是纯成本项，利润薄、回款慢、竞争激烈。而再生资源回收有市场化收入，有资产属性，有碳收益预期。从清运商转型为资源供应商，是从低毛利的服务费模式转向更高附加值的运营模式。

这个转型不会一蹴而就。环卫企业需要补课——分选技术、再生资源市场行情、下游客户关系，这些都不是传统环卫业务的基因。但方向是清晰的：掌握垃圾的人，如果只做搬运，永远是个成本中心；一旦学会分选和增值，就成了整条产业链的咽喉。

几条务实建议

最后，对不同体量的环卫企业，路径应该不同。

对于头部企业，争取BOT特许经营和城市管家项目是主赛道。组联合体、拿大项目、做全品类，用项目体量摊薄分选设备投入，用长周期特许经营锁定收益。广州白云鹤龙项目已经证明，这类项目能吸引顶级玩家全力争夺。

对于中型区域环卫公司，中转站内嵌智能分选线是性价比最高的切入点。不新征地、不改土地性质，在现有设施里加一条分选线，先做高值品类跑通现金流，再逐步扩展到低值品类。关键动作是：跟地方政府谈垃圾减量激励——分选出来的部分不计入焚烧量，省下的处置费部分返还给企业。

对于小型环卫公司，分布式就近处理和低值可回收物兜底服务是最现实的起点。改造现有垃圾厢房或中转房，嵌入简单的分拣暂存功能，争取政府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同时接入碳普惠体系获取额外收益。轻资产启动，逐步积累经验和数据，等条件成熟再升级设备。

无论哪条路径，有一点是共通的：不要试图自己建深加工产线。环卫企业的边界止于产出品质稳定的初级分选物，下游的事交给专业企业去做。把自己卡在产业链最关键的枢纽位置上——既掌握来料，又掌握分选，这才是两网融合给环卫企业带来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