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绿色和平商榷：垃圾焚烧“隐秘”成本不是这么算的！

首先，上文中有所提及，针对垃圾焚烧项目，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和监管措施，已通过最大的力度，降低垃圾焚烧项目的污染排放。

退一步讲，即使垃圾焚烧厂会排放一定的有害物质，我们也不能把造成的“健康损失”一股脑推给垃圾焚烧行业。

原因很简单，因为垃圾焚烧是将生活垃圾化零为整了。产生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是“垃圾”，而不是“焚烧”。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不经过焚烧，生活垃圾自身也含有一定量的二噁英。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经过焚烧无害化处理后，二噁英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去年9月在西安举办的“第八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与设备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刘建国教授作报告指出，生活垃圾自身也含有一定二噁英，需要关注垃圾焚烧是二噁英的“发生器”还是“消减器”。

刘建国教授指出，老旧的垃圾焚烧设施的确是二噁英的发生器，排放的二噁英量是垃圾带入二噁英量的6倍多，其中烟气排放量和飞灰中含量分别为垃圾带入量的1倍和5倍。

而现代化大型垃圾焚烧设施则完全是二噁英的消减器，其烟气排放的二噁英不到垃圾带入量的1%，飞灰中的二噁英含量也小于垃圾带入量的10%，总体消减了80%垃圾中原有的二噁英。

数据显示，欧盟生活垃圾焚烧对二噁英排放总量的贡献由1990年的11.5%降低为2015年的0.004%，削减了99.99%。

美国生活垃圾焚烧量由1987年的1340万吨上升到了2000年的3060万吨。但其对二噁英产生总量的贡献却由1987年的63.8%降低为2000年的5.9%，削减了99.1%。

日本的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排放量由1997年的约5000gTEQ下降到2003年的71gTEQ，削减了98%。

这些趋势说明，随着技术进步标准提升，生活垃圾焚烧二噁英的排放是完全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刘建国教授报告中还援引了一项研究数据，南京大学针对我国222个垃圾焚烧厂核算其二噁英平均排放因子为1.2ug/t垃圾，比垃圾自身二噁英含量低1个数量级，证明垃圾焚烧实际上大大削减了向环境的二噁英排放；二噁英致癌风险只占总致癌风险＜10-7，说明其环境风险可接受。另外，垃圾焚烧过程中主要致癌风险来自铬元素（Cr），而焚烧过程中并不会产生丝毫的Cr，所以如果不经过焚烧风险其实更大。

综上所述，如果想计算垃圾焚烧中的“隐秘成本”，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计算原生垃圾如果不经处理造成的危害，与焚烧后的风险进行对比，这才能得到更加公允的论断。

垃圾焚烧是一个带有社会公益属性的产业。就像一个生病的病人去医院做手术治疗。

这一过程中，我们只计算病人的诊疗费用和手术带来的痛苦，而决口不提对患者带来的健康收益，那我们得到唯一的结论，就是医院黑心、医生无德，这当然是严重的偏颇。

垃圾焚烧技术是目前世界各国主流的处理生活垃圾的方式，不仅高效，还能产生一定的电能作为回收利用。

不可否认，这一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曾因为认知水平的不足，造成过一些环境损害。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已经步入世界前列。国家和企业正通过一系列举措，提升技术、加强监管，将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需要我们客观的去评价。

就像人人都知道修建高速公路的好处，但每一条高速公路上，都会有发生车祸的风险。

我们要做的，是对高速公路的设计、建造严格把关，平时注重科学管控，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不是放大风险本身，停止高速路的建设或者不敢开车上路。

绿色和平文章中，充斥着对我国的生活垃圾处理产业的诟病，但因缺乏充足的论据和专业性，令人遗憾。而对于垃圾焚烧行业的点评，只以管窥豹式的解读，片面夸大危害性。

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不仅是对生活垃圾处理行业的伤害，由此令公众对产业产生错误的认知，则贻害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