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其他:新建场所须就地处置,小型设备迎新春
相比集中处置的审慎而言,小型就地处置因投资小,见效快,而更加活跃。事实上,伴随2011年IUT的关闭,在部分餐厨回归焚烧后,小型就地处置即成为替代首选。尽管就地处置设备并不便宜,例如Eco-Wiz一吨规模设备预付费用即达11万美元,但用户可对应节省垃圾焚烧费用(具备良好的用户付费制度基础,是新加坡在拓展餐厨垃圾商业模式的一个较大优势)。
2016年NEA即发起试验项目,测试就地处置设备在美食中心应用的可行性。截至目前,NEA已在3R基金的共同资助下,在圣淘沙名胜世界等23个场所资助了就地处理系统,将餐厨垃圾转换为非饮用水、堆肥/肥料。
在此基础之上,2019年3月MEWR和NEA正式提议,考虑就地处置可减少清运成本及环境负面效应,新建场所必须采用就地处置设施。从2021年开始,新建场所在设计阶段即需预留就地处置设施空间,2024年正式运行。现有场所则可自由选择集中或就地等处置利用方式。显然,这将直接刺激新加坡就地处置市场快速释放。【国内具备相关资源渠道的就地处置企业不妨考虑出海,或许墙外开花墙内香呢】
由上可见,08年的黑天鹅不仅让新加坡餐厨垃圾发展耽搁5年,更对后来的整体发展节奏产生了影响。而回顾我国餐厨垃圾发展史可以发现,中新两国在餐厨垃圾领域几乎同时起步,发展初期遭遇了类似挑战,但在不同的国情与环境下,产业发展演化出了不同轨迹。
中国餐厨垃圾发展史
1)迎奥运,我国首个餐厨厂投运
为兑现申奥承诺,2007年我国首座餐厨垃圾处理厂: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建成投运,项目由北京市政府投资2134万元,规模为200t/d,主要采用好氧堆肥工艺处理奥运签约饭店及奥运场馆产生的餐厨垃圾。
除了好氧堆肥工艺相对简单,较新加坡幸运的是,同年我国即发布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提出餐厨垃圾应单独收运处置,对餐厨垃圾的质与量作了基本保障。但即使如此,由于餐厨垃圾可回收地沟油及做潲水喂猪,监管不严+不法商贩的利益链条导致实际处置仍面临较大挑战,2014年南宫厂开展预处理升级改造,采用“滤水+破袋+筛分+挤压脱水”工艺,配合除臭、伴热和渗沥液收集过滤等措施,处理能力扩至400t/d。
2)外国工艺水土不服,IUT教训上海重演
但与此同时,在上海普陀开展的项目则没有这么幸运。项目引进法国Valorga干式厌氧工艺,设计能力800t/d,预算总投资2.89亿。2008年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2009年因工艺不成熟,尝试研究其他方法,但最终没有成功。
专业机构经研究认定Valorga工艺在国外有一定经验,但由于国内外生活垃圾成分差异较大,对混合生活垃圾的适应性、合理性、连续性及可靠性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即使项目建设完成,也无法保证项目连续、稳定的运行。项目此时总投入已达3.5亿,如通过改变工艺,需追加巨额投资,通过后续运营项目仍将处于持续亏损状态,且后续是否能够成功运营还存有相当不确定性,2013年公司申请破产。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宁波厨余垃圾项目成功投入运行,项目仍旧采用Valorga干式厌氧工艺。只是这一次,项目公司汲取早期教训,在厨余垃圾的源头分类、收运、工艺的预处理的都做足了功课。
3)大干快上,百城试点探方向
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率先启动之后,2010年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始组织开展城市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我国开始选择部分试点城市开展探索。
2012年国务院《“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更是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242座。同年我国首次提出了配套技术支持规范《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与此同时,各地也纷纷出台地方法规保障餐厨垃圾收运体系。
到“十二五”结束,全国累计实行5批100个餐厨垃圾项目试点城市,覆盖一二三线城市。在五批试点城市项目中,国家发改委补贴了约20多亿,也撬动了约80亿社会资本进入,行业一时欣欣向荣!
此番大干快上的背后,是我国区域餐厨垃圾差别较大,是基于探索多区域适应方案的客观需求,也有政策大力支持、地沟油及后期非洲猪瘟和垃圾分类等特定国情因素的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