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9年6月,在垃圾分类经历了十多年的停滞不前、波澜不惊之后,政策空间突然打开,骤然成为全民关注甚至争议的公共议题。尤以上海为代表,立体动员,以强力全面推进,标志着中国的垃圾分类突破了由量变到质变的零界点。一些相对成熟的政府与民间合作的地方试验模式,也由此进入公众视线。
公益组织如何与政府沟通合作,强化自己的专业价值以把握政策空间?如何定位和区分政府和公益组织的角色?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如何与政府合作进行多部门协调的顶层设计和体系化建设?如何进行有效的社区动员打通垃圾分类的前端?
为此,沃启基金会垃圾分类资助项目工作团队对陈立雯、郝利琼、张兰英等三位资深公益实践者进行了访谈,三位老师分别在乡村、城市、县三个层面的垃圾治理深耕探索,能为当前不同区域的落地实践提供经验。本文根据2019年6月对陈立雯的访谈编写而成,已经过受访者审阅。
从这些年全国垃圾分类推动的情况来看,最大的痛点是政策导向问题。
十多年前,政府刚刚开始推行垃圾分类时,垃圾分类只是挂在口边,大家在小区、市级或其他层面做很多试点。但是这些试点也仅仅是停留在从一个垃圾桶换成两个垃圾桶,真正能让垃圾分类运行的政策几乎处于空白,相关的管理或条例都是缺位的,如果有,也从未真正落实。所以,从政策上,这是一个最大的痛点。垃圾分类需要从混合垃圾管理的治理体系过渡到垃圾分类的治理体系。治理体系的导向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一是政策条件,另一个是现实的系统建立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政策是基本大纲,但如果基本大纲不谈在地的改变,大家就只会浮于表面。泛泛的宣传、拉横幅广告,将垃圾桶从一个变成两个,只做这两方面的改变是实现不了垃圾分类的。
另一个痛点是垃圾管理者的思维和意识在垃圾治理体系上没有改变。过去十年,我国的垃圾管理政策导向一直是混合焚烧,所有的政策都是指向垃圾焚烧,支持垃圾焚烧,为垃圾焚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在以垃圾焚烧为主导的政策下,你不可能指望大家去做垃圾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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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垃圾治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缺失从根本上能实现垃圾分类的考核指标,所有的考核指标全是垃圾桶要摆多少、指示牌要怎样,没有实质性的约束,没有按照垃圾分类治理的根本思路去考核。如北京一天产生2.3万吨垃圾,其中的厨余占比、需分出来的比例、不能进混合垃圾处理设施的比例,这些基本的、有指向性的垃圾分类的目标或考核体系缺失,这是非常严重的症结。
从居民层面来看,过去一直在说国民素质怎样,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因为第一,垃圾桶、垃圾投放设施等等,所有东西都没有改变,只是竖了个牌子,将垃圾桶从一个变两个,你不分类投放就是你的问题。那都是不对的。垃圾分类是需要约束和管理的,在没有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宽泛的宣传教育,没有针对性的教育,垃圾分类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痛点,有症结,那就要破解症结,要从政策上做保障。2017年以后政策有了进步,正式从试点变到强制,但现在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这说明强制力度不够,标准不够清晰。所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引发了大量争论,而且争论的一些问题还不是真问题。我觉得上海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它的方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它的问题恰恰是太孤单了。全国就上海在做这个事,应该其他地区也来做,和上海并肩作战。我觉得如果想破解症结,应该从以下核心点入手:
1、中国的垃圾治理从政策上、从大纲上一定得做出革命性的改变,垃圾分类导向的管理体系,不能再沿袭现在这种混合垃圾焚烧为导向的政策和经济投入模式。
2、从现实管理来讲,一定要做到可以追溯源头、可以约束,不能是像现在这样24小时都可以丢,分不分都一样的状态,一定要改成约束到户、约束每个垃圾投放者。
我们在农村推进垃圾分类的在地经验
和上海的思路一样,零废弃村落在农村也是通过定时定点来追溯源头,只是因为居住模式不同,定时定点的方式不同。中国农村的居住模式与欧美一样,可以每家每户一组桶,通过挨家挨户收运的方式追溯。我们在村里撤大桶前,一定要做一轮铺垫工作,同时会做好所有准备,把每家每户的桶写上名字,告诉大家使用小桶来投放,做好前期保障。不是不让大家丢垃圾,而是换一种方式,用分类的方式丢垃圾。城市肯定也有城市的办法,其难点在于如何将原来的24小时可以投放的系统转变成一个定时投放的系统。这需要时间,同时也需要管理者做大量的前期铺垫。
根据我们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的经验,居民从态度和认识上可以分为三大类:10%左右是非常积极主动的;中间80%左右可能在不提醒、不管理的时候容易反复;还有5%左右属于怎样动员也不分。我们就主要针对中间的80%进行长期有效的管理,就像所有的公共事务管理一样,考虑如何建立检查和纠错机制以保证长久的持续运行。
垃圾分类培训|陈立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