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据介绍,上海对垃圾分类末端设施投入超过200亿。对于北京、上海这种特大级城市,强制垃圾分类力度大,投资也高,经济实力允许。那么对于二三线城市甚至经济实力相对薄弱的县城,该如何持续有效推进垃圾分类,对此,刘老师有什么好的指导建议?
刘建国:习总书记指出,垃圾分类要遵循以法制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五个原则。其中“因地制宜”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各个城市的垃圾分类不同。因为每个城市的经济实力、硬件设施、文化氛围、地区情况不同,不能完全照搬上海垃圾分类模式,所以各个地区要深刻领会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政府支持力度和垃圾处理能力等因素,规划设计适合地区推行的垃圾分类系统,避免完全照搬上海垃圾分类模式。
张新建:刘老师的见解一语中的,因为一个城市垃圾分类成功与否,经济基础是一个条件,因地制宜也同样重要。比如,沈阳结合自身城市固废终端现状及气候特点,提出垃圾处理三分类,即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并没有分离湿垃圾,是因为其填埋场和电厂有足够的空间和容量来满足终端处置的要求,这样符合地域地的垃圾分类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学校、企业来讲,目前最关键的是结合每个城市的特点,制定符合其发展的垃圾分类方案,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谁污染谁付费,切不能完全依托于政府支付来推进。垃圾分类要用经济杠杆来制约,促进全社会集中思考,共同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主持人:张总,目前,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城市多数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企业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政府以分类结果来考核企业,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或者说未来企业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应该是一种什么角色?
张新建: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扶上马,送一程”,我认为政府补贴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站在企业的角度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否可以在政府补贴的阶段找到一种商业方式,在今后不需要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就可以做好垃圾分类。启迪环境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探索,在与韩国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在每个社区内安装一个垃圾干化处理设施,将干化的物质进行集中处理,干化的电费由居民承担,这样有益于从垃圾产生端减少垃圾产生,同时也利于“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探索垃圾分类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不断地适应客户、政府和国家的需求,垃圾分类是全民战争,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力量,调动全社会之力,坚定信心、共同发力。从启迪环境-杭州模式的经验来看,政府、街道、党员等多项数据分类经验成熟,从溯源到维护,在社会治理、街道管理方面就更具针对性,其分类率越来越高,通过重点突破、提升认知、全面调动来推行,从而带动全民素质的提升和生态文明建设。
主持人:我们知道要推动分类,就要按“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形成系统。但是垃圾分类的发展稍晚于环卫一体化和垃圾终端处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对完善垃圾处理体系的城市,该如何梳理分类企业与环卫、终端处置企业的关系?如何处理或均衡因垃圾分类带来的利益再分配?
刘建国:垃圾分类其实是垃圾处理系统的重构和优化过程,不单单是解决前端的垃圾分开,而是从收集、分类、运输到处理的全链条处置。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涉及到不同处理阶段企业的互相协调,其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机制十分重要,这也涉及到政府垃圾分类中的部分制度,即全流程核算成本,重新分配各个环节的利益,从而达到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目标。利益重新分配的机制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环卫一体化,即企业把前端和后端的处理环节一体化,在满足政府分类考核指标的同时优化环卫一体化处理流程,建立更完整、更高效的垃圾分类产业链条;二是由多个企业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分别承担垃圾分类的不同阶段,打造企业通力合作的模式,优势互补、降本增效,实现多方共赢。垃圾分类不能过度地依赖市场化机制,要提升全民认知,让全民参与。居民应该承担垃圾分类责任,遵循“产生者负责,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由居民和政府分担分类成本,企业平衡好各方利益,这样才是一个长久的机制。
张新建:启迪环境致力于打造“零碳无废城市”,目前正在建立城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平台,追溯废弃物的由来及去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充分运用物联网和互联网技术,更好地解决垃圾分类中的利益调整和分配问题。与刘老师探讨,这个事情是否应该由政府主导?
刘建国:这种情况确实是应由政府主导,即政府制定相关的成本核算、利益分配准则类的制度。如果企业作为垃圾分类的全链条处置单位,则要根据政府的具体指标,分析企业主体责任和任务目标,考虑如何更好地实现利益的调整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