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担心,杜祥琬院士耐心地介绍:“在无废城市考核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它又分为二级和三级总共四五十个分指标,涵盖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需要大量的群众意见反馈,不是一阵风就能完成的。在让群众满意的基础上实现固废的资源化和减量化,这才是我们建设无废城市的意义所在。”
垃圾焚烧厂也可变成
优美风景
据生态环境部2018年12月公布的《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年报》统计,全国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1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010.1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78.1万吨,生活垃圾产量则高达2.01亿吨。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里绿树如茵,空气中没有烟尘和异味。季江云/摄
从“无废城市”试点逐步过渡到“无废社会”,杜祥琬院士认为有三大效益。
第一是环境效益,固废减量化可有效缓解多地“垃圾围城”的局面,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他举例说,只要脚踏实地做好工作,垃圾焚烧厂也可以变成优美的风景。我国台湾有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由于环境优美而成为当地民众拍摄婚纱照的“网红地”;
第二是经济效益,把原本要浪费的垃圾加以循环利用,获得资源和能源,就体现了经济价值。
“第三,也是我最看重的,就是社会效益”,杜院士解释,社会效益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挑战和促进,要把垃圾问题管好、管实,就需要引入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处理等手段来提升管理水平;二是包括老人、儿童、保姆等群体在内的公众都能做到垃圾减量化和严格分类,“这将大幅提升公民群体的文明素质,社会意义非常深远。”
中国发展之路必须迈过
这道坎儿
在展望从“无废城市”到“无废社会”的美好前景时,杜祥琬院士也指出了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面临长期性和艰巨性,“不要指望这十几个试点城市和地区在两年内就实现‘无废’了。在这短短的两年里,这些地方要理清思路,选择关键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公众观念转变等,这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那么,“无废城市”建设在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杜院士认为,从源头上看,主要是让公众从观念上转变,认识到垃圾减量化和严格分类的必要性,并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具体可考虑用经济手段来鼓励居民做好减量和分类,做得好的要奖励。对做不到的给以相应处罚;在中间环节上,确保已经严格分类的垃圾不再混合,确保在提取有用资源时不会形成二次污染等;而在末端的垃圾焚烧环节,焚烧发电技术要做到位,坚持环保标准,加强监管,可以把二噁英和飞灰等问题解决好。。
在采访的最后,杜祥琬院士总结道:“从‘无废城市’试点实施直到‘无废社会’,这是一个美丽的事业,但也面临一系列困难,在技术、管理、公众观念等各方面都有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坚忍不拔、认真求实、稳步推进,一大批干部要做好吃苦的准备。这也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发展之路上必须迈过的一个坎儿。”
杜院士腰背挺直,侃侃而谈一个多小时仍精神饱满。采访结束后,他执意送记者出来,走起路来步履轻快。记者忍不住问了一句“您真的有八十高龄吗?”杜院士哈哈大笑地说:“我怎么也是八零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