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随机走访北京一些社区后发现,垃圾分类收运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在朝阳区金台里小区里,放置着“可回收”与“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旁边停着一辆回收转运车,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直接将两个桶里的垃圾混合倒进了车里。看见这一幕的业主李女士说:“以前我每次倒垃圾都尽量分类好,可其他家照样乱扔,连清洁工人都混装,不知道分类是给谁分的。”本报发起的网络调查也显示,约42%受访者认为,自己没有垃圾分类是因为对职能部门不信任,即使分好,清运时所有垃圾也会合在一起。
调查还显示,受访者所在小区中,58%都没有分类垃圾桶,在不按分类扔垃圾的理由中,第一位是设施不全,无法分类投放,超75%的受访者选择这一选项,而“缺乏环保意识”(67%)、“不知如何分类”(59%)、“对垃圾分类回收益处不了解”(50%)紧随其后。
“前后”制约,分类效果差
专家们表示,前端居民参与率低、准确性差,后端分类处理设施不配套、不完善,前后端相互制约,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最终效果。具体原因有四方面:
约束缺位。王灿发称,我国虽早有垃圾分类相关立法,但只有鼓励措施,却没有相应的强制或惩罚措施。换句话说,做得好有奖励,做得不好也没损失。陈立雯也说,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主体都既需要法律约束,也需要经济制约。只有对错误的垃圾处理行为予以惩戒,才能起到约束效果。但当前,别说是对个人,即便是一些原材料和能源使用大户——各类企事业单位,法律上也是缺位状态。
转运回收各关口尚未打通。我国现行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由环卫部门等事业单位负责推动。刘建国表示,没有具体监督机构或人员,很多后端垃圾分类处理根本没有专业的处理设备甚至场地,所以才会有“前后混分”现象。终端回收利用也主要靠民间被动的废品买卖,规模小、分散化。陈立雯说,在提倡人人垃圾分类的同时,相关部门必须先将整个垃圾分类转运系统的各关口打通。
教育引导不足。刘建国说,学校、社区、企业都缺乏垃圾分类方面的宣教,很多人至今都是一头雾水。
分类知行难合一。刘建国说,人们潜意识里还是会受惰性驱使,很难养成主动分类的习惯。一方面因为感觉做起来麻烦,意识阻碍行动落实,另一方面,与设施不便民、缺乏约束等因素有关。
国内外都有经验可循
因工作原因搬迁到上海的小林(化名)告诉记者,她以前没有垃圾干湿分离的意识,经常一股脑全扔在一处,去了上海后才养成习惯。赵金镯介绍,上海市是首批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46个城市之一,垃圾分类实行“四分法”,即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种。从2013年开始,上海就推行“绿色账户”制度,凡正确分类投放的市民,每次投放可获得积分,积分可兑换实物或缴纳水电费等,目前绿色账户已超过600万。上海还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确立了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
浙江省杭州市作为46个试点之一,也有取得不错的效果。浙江省住建厅城建处副处长蒋智勇表示,此次指示为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指明了方向,既有对政府的要求,也有对全社会、对每个公民的要求。他介绍,经多年探索,浙江省各地推出了多个垃圾分类方案。仅杭州市就有余杭区的虎哥模式、江干区桶长制、萧山区模式等。居民在家中派单,政府聘用“虎哥”上门收集垃圾,再经总仓分拣,最终完成资源再生。不到一年时间,已使余杭24.5万户居民养成了垃圾分类习惯。“桶长制”则是发动社会治理的自觉性,聘任街道或小区退休人员担任“桶长”,挨家挨户上门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教大家分垃圾。他们还根据住户分类投放情况给每家每户打分,分数可兑换实物礼品。萧山区利用“大数据”管好垃圾分类,挨家挨户发放小绿桶、小绿袋,桶身有每户的门牌编号和二维码,结合“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平台,每天实时监控400余个小区的投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