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日本。访问期间,应勇分别考察了东京森大厦城市综合体开发项目和垃圾分类收集、东京杉并垃圾处理厂、横滨新鹤见养老院和横滨站综合交通枢纽,实地了解日本在城市综合开发、垃圾综合治理和养老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迄今为止,我有两段执行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经历,一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留学居住在东京都多摩地区的生活,另一段则是在上海,我所居住的闵行区古美街道自2011年开始成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试点社区。借助这两段切身的生活经历,我想讨论一下上海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减量这一城市环境治理上与东京究竟存在多少差距?从东京的城市生活垃圾的精细化管理中,我们又可以借鉴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到日本读书时,东京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居民可以随意把没有分类的生活垃圾丢进路边大型铁质垃圾箱里。但自1991年日本政府修改颁布《废弃物处理法》后,这种粗放式排放方式逐渐被终结,垃圾分类减量作为居民人人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生活制度,开始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日本的生活垃圾最终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运到垃圾焚烧工厂烧掉,另一种就是运送到填埋场填埋掉,“眼不见为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处于高度增长期,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带来了生活垃圾的大量排放。当时,东京都的23个特别区中有9个区没有垃圾处理场地,家庭生活垃圾焚烧率不足26%,剩下74%的厨余垃圾都要运到江东区梦之岛地区加以掩埋。江东区的面积不足40平方公里,但在这一狭小区域内,一天则有多达5000辆、年间超过百万辆次的垃圾清运车进进出出,带给当地居民的是废气噪音、交通阻塞、恶臭扑鼻、鼠蝇肆虐、焚烧垃圾的残灰随风飘荡,把这个南临东京湾、夹在隅田川和荒川两条大河之间、拥有众多运河与桥梁、被称为“水彩都市”的地区,变成了巨型的“垃圾坑”。长期遭受这种严重的“垃圾公害”之苦,让当地居民产生强烈不满,由此爆发了持续三年之久的人称“垃圾战争”的纷争。这场纷争最终以杉並区自建垃圾处理场,运送到江东区的垃圾按吨付费的妥协方式,达成和解。当时,大众媒体针对这一事件,开展了不间断的“轰炸”式新闻报道,使得“垃圾公害”的严重性和严峻性广泛深入到日本人的“骨髓”之中。所以,一旦日本政府推出垃圾分类减量环境治理制度,绝大多数居民都能欣然接受并积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