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层级专项管理团队
张红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固废处副处长
北京市出台了一批政策法规,如2012年3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制订了《北京市城镇地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考核暂行办法》等30多项政策标准,覆盖垃圾分类系统建设、考核验收、日常运行、综合监管、宣传教育、社会发动等各个环节。
垃圾分类工作具有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广泛性的问题。垃圾分类工作需要多方参与,为此,北京市构建了一个市、区、街道、社区居委会四层级的专项管理团队,组建了一支“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实现分类处理,首先要有末端的支撑,其次,前端工作细化。比如小区生活垃圾源头确实能减量和减重;收运链条要非常清晰,作业非常专业。分类的品种需要扩展,提高资源化的程度。垃圾分类在操作层面,要实现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实现途径要企业化、社会化、信息科技智能化。
“互联网+”在垃圾分类中的应用
傅婷婷:浙江省宁波市城管局垃圾分类管理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从2013年7月由宁波市政府和世界银行贷款签下的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与循环利用示范项目开始的。
该项目总投资是15.26亿元人民币。其中向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项目的总体目标是要用5年的时间,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2013年至今3年时间,宁波的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73%。宁波的中心城区基本形成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与循环利用体系。运用“互联网+垃圾分类”大数据平台管理,社区的督导员检查垃圾分类的时候,会发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手机终端,依靠这个手段终端上传垃圾分类的相关数据。在这个大的平台下是一户一码,垃圾分类的发放和接收由社区的督导员采用手机终端的形式。每户居民每个季度可以领到93个垃圾袋,一共是3个月,这些垃圾袋上会有一个起始编号和终止编码,接收垃圾袋之后居民自行做垃圾分类基础工作。督导员需要做的工作是五步骤,扫码—开袋—拍照—评分—上传。该项目还设定了基于成果的奖励机制,根据公式最后可以计算出这个社区总的得分,对社区居民分类较好的给以奖励。
城乡垃圾一体处理要有“收运”支撑
方军: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城管局局长
城市垃圾分类是一种责任,首先是政府的责任,然后是社会的责任。丰县是江苏省财政贫困县,但是政府在这方面非常重视。以前农村房前屋后、坑洼小河全部都是垃圾,这两年通过加强收运,每家每户门口有一个小的垃圾桶,由保洁部门收,做到了收运一体化,为后续资源化提供了条件。
丰县城市部分垃圾处理已归入循环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投入发电了,2016年还启动了餐厨、污泥垃圾处理厂的建设,2017、2018年要完成整个循环产业园的建设任务,把城市固废和农村垃圾秸秆处理彻底并入一个循环利用的环节。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要以“收运体系”完善为前提。
充分发挥参与企业积极性
刘泰原:北京市城市再生资源服务中心主任
日本、欧洲等一些国家垃圾分类的方式方法,适不适合直接引进到我们国家来呢?
我们国家有两个体系,一个是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另一个是环卫垃圾处理体系。在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做到干湿分离,再放一个有毒有害收集箱,就可以了。我反对把可回收物称为“可回收垃圾”,它们只是低值可再生资源。从环境卫生角度,给予低值可回收物以补贴,可以让现在庞大的回收体系把这部分再生资源加以规范,对垃圾分类工作会更加有促进作用。
我国再生资源回收已经有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希望在垃圾分类的资源化利用中,能充分发挥现有再生利用企业的积极性。企业毕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如果垃圾分类工作不赢利,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就不高,如果企业花很多钱,得到了政府一定的补贴,最终还是不赢利,这个事儿就放弃了,对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不一定有利。
发挥社区自我管理机制
周爱清: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城管局
市南区在青岛市是一个龙头区,面积是30.01平方公里,54万人口。这么多年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政府的资金投入,前期必须有政府财力的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青岛市2013年开始实行垃圾分类以来主要是在市南区实行,当年市区两级投入6000万元资金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截至2016年11月底,市南区一共10个街道办事处、65个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居民户数达到了18万户,11处农贸市场、39所中小学校全部实施了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必须要长期对居民进行引导。前期工作是在居民垃圾分类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后期我们认为应该把重点转到对大型单位、餐饮企业餐厨垃圾的分类要求上。2016年,通过联系有关部门联合执法,比如说食药监局、工商部门等相应的单位,通过政府强制引导,对大型餐饮单位、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垃圾进行餐厨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建立了示范点,突出示范效应。通过示范来引领普通的小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建立小区自我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提高分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