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上海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2011年以来，上海生活垃圾分类连续3年被纳入市政府实事项目，历时3年的连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取得了一些成效，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百姓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知易行难。为破解这一难题，从2013年上半年起探索了面向市民以正向激励机制为主的“上海模式”制度设计，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

一、“上海模式”正向激励的理论依据

　　1. 激励的概念。中外学者对激励概念研究很多，麦克金森（L.C.Megginson）认为：激励就是引导各自需求和个性的个人或群体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工作，同时也达到自己的目标。西蒙和马奇（J.G.March）认为：激励是对各种制定出的被择方案的一个探求过程，将使组织成员决定是否参与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工作。侯光明认为：激励是一个组织系统中管理者通过合理运用各种管理资源，激发被管理者工作动力，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管理活动的总称。北京邮电大学的党曦明则认为：激励就是受激励外力激发产生激励内力的过程。

　　2. 管理的激励理论。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内容型激励理论、过程型激励理论和行为改造型激励理论。

　　内容激励理论：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和赫兹伯格的双因素论等，主要是把人的需求划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尊重需要、社交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并且由高到低形成阶梯。这是因为人在不同阶段的需求是不同的，人的行为在需求激励下获得激活。

　　过程激励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的形成过程及行为结果的反馈。主张激励因素都是通过目标来影响工作动机的，设置合适的目标是激励动机的主要手段。

　　行为型激励理论：重点研究的是行为过程和行为结果的强化理论。认为人为达到某种目的，便会产生作用于环境的活动。

二、“上海模式”正向激励的设计方法

　　激励制度包括激励主体、客体、文化、标的和支付5个基本要素，其设计一般遵循环境分析、文化设计、实体设计、实施细则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步骤。

　　1. 环境分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外环境分析及激励主体和客体内环境分析等方面。

　　2. 文化设计：关键在于研究激励目标，由多方向的目标构成的一个具有内在统一精神的激励文化场。

　　3. 实体设计：主要包括激励标的选择、激励物选择、激励支付的确定。

　　4. 配套制度设计：应建立相应的操作细则、实施办法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如信息、文化和评估制度等。

三、“上海模式”的环境分析

　　1. 政治环境：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通过《21世纪议程》以来，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共识。党的十六大后，上海转入以科学发展观为支撑的创新转型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到同一层面，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因此，生活垃圾分类是减少末端处理总量和环境污染、循环利用资源、降低城市垃圾处理设施压力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必然趋势。

　　2. 经济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上海城市人均生活垃圾量不断上升，在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的资源类垃圾含量不断增加，收运处理所需支付成本以及可支付能力不断上升。据测试，在生活垃圾末端处理环节中可回收类的废塑料、橡胶、金属等含量占10%以上。

　　3. 文化环境：1995年以来，根据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8%以上的上海市民认同开展垃圾分类。2011年，部分小区居民参与意愿强烈，分类实践效果较好。但多数区域居民参与分类的实际行动较少、对分类的阶段目标认同度较低。

　　4. 技术环境：目前，上海的餐厨、大件、装修等特种垃圾都有专项收运、处理体系，一般生活垃圾中的再生资源类垃圾回收利用渠道畅通，金属、废塑料、废纸等都能依托市场自发渠道得以循环利用。已建成的危险废物处理厂为有害垃圾回收处理提供了技术可能。生化、焚烧处理技术的成熟和推广应用，为易腐类湿垃圾和以难以利用的干垃圾提供了技术和支撑，已具备了每天1300吨以上湿垃圾资源化利用能力和6300吨干垃圾焚烧能力。

四、“上海模式”的文化设计

　　1. 要设计好远期的总目标，即人人参与源头垃圾分类：一是让市民能充分知晓分类的标准，投放得规范；二是使市民将分类行为视为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市区两级主管部门要围绕总目标，配置车辆设备、处理设施，实施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