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即将低调投产

“鉴于北京市乃至全国就垃圾焚烧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二恶英）监测和研究还不够，虽然世界上已经有数据和结论，政府相关部门还是要对焚烧厂周围一定范围内（尤其是下风向）进行土壤本体二恶英浓度的定期检测。”该厂一位负责人说。

环境安全与恐惧

作为垃圾处理技术，垃圾焚烧烟气在排放之前，需要去除（回收）二氧化硫、硫化氢、二恶英及重金属等污染物，其残渣则以填埋处理。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垃圾焚烧的环境安全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专业人士以二恶英为对象做的检测或许可以帮公众做一判断。

垃圾焚烧面临的最主要、最难的公共环境挑战就是二恶英排放，二恶英是一种致癌物，也是公众抵制的最主要对象。作为“反烧派”的著名代表，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研究方向为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反对垃圾焚烧的主要理由，就是这项技术无法排除二恶英等污染物的产生，“二恶英肯定会产生，只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陈吉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恶英排放进行检测和分析后发现，19个企业中有16个企业的二恶英排放达到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有6个企业的二恶英排放达到欧盟排放标准。

北京市对垃圾焚烧厂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与国际上最为严格的欧盟标准一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二恶英实验室主任郑明辉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引进的是主流技术，多数企业应该可以达标。

导致一些企业不达标的因素有两个：企业诚信问题；炉型和设计问题。“小型焚烧炉温度控制会受垃圾自身情况影响，可能导致燃烧不均匀，二恶英排放也受到影响。”郑明辉认为，对于小型焚烧炉，需要考虑垃圾分类。

二恶英并非只在垃圾焚烧中产生。事实上，全球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比金属冶炼和燃煤发电、取暖要少得多。

二恶英之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防护距离是公众担心的另一个问题。

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定为300米，遭到了附近百姓的反对。

郑明辉说，确实有观点认为垃圾焚烧导致周边居民癌症高发，但这些观点还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国外曾经对一些成熟的垃圾焚烧设施周边做过大型调查，没有发现居民健康受到明显影响。

住建部已经下发文件对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垃圾处理工艺的选择以及环境的控制都做了明文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是非常低的。

对这一系列数据的解读不难发现，垃圾焚烧对环境的实际危害远不足以导致部分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专业人士认为，问题在于政府和公众沟通不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指出，焚烧方式处理垃圾，项目立项、选址、环评等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他认为在中国，这些条件基本不具备，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暗箱操作；项目涉及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另外，由于焚烧过程不透明，厂家可能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焚烧质量无从保证。

在东莞3月28日“散步”事件发生后，3月30日、31日，当地政府连续举行答疑会，由专家作“建垃圾焚烧厂不会危及环境”的技术答复；4月21日起，地方政府还组织村民代表前往深圳参观盐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常运作。

但这些事发后才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消除民众疑虑，也没有能够阻止5月16日“散步”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公示监测数据一事，周边居民也有看法：“公示的数据是否能达到真实可信？”“公示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会不会是焚烧厂自己填上去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真实、是否有说服力？”确实，这些专业数据，作为普通老百姓很难看懂。

5年后，焚烧技术将成主导？

有人称，中国的垃圾焚烧进入了大跃进时代，依据之一是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细则，其中涉及垃圾发电多达40项，仅广东省就涉及垃圾发电项目有14项之多。

但在王维平看来，中国的垃圾焚烧已经迟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方式从“摇铃倒土”的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械化、密闭化作业；垃圾处理方式由露天堆放、简易填埋发展到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堆肥和综合处理为辅的无害化处理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