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城中村问题探析

其次，个人或家庭依靠股份分红和房屋出租过着悠闲的生活。考察这两项收入的来源可以发现其中的寄生性质。集体企业的股份不是来源于个人或家庭的自致性收入，并且不是通过家庭认购(即不属于家庭投资)，而是村集体根据集体收入总量而按人口进行的平均分配。房屋出租的经济性质则与上述集体经济中的房地产业十分相似。从城市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城中村每个家庭依赖这两种途径获取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以广州市天河区某城中村为例说明。该村共有500多户常住家庭，每个家庭利用自己的宅基地(80～150m2)建造了平均6～8层的住房，每层租金大约1000～2000元/月，则整幢租金月收入至少有8000元/月，年租金收入至少有8万元。除房屋租金，股份分红也相当可观。按该村的实际情况，现在平均每户至少有两个16岁以上配有股份的户口，每人20股，每股年收益底线为600元，则两人一年所得分红至少有24000元。将租金和分红合计，则家庭的年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这里姑且不论存款利息及其他收益。
由于收入来得太容易，且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花钱就不会太珍惜，一些经不起不良生活方式侵蚀和影响的人养成了好逸恶劳、不劳而获、不思进取、整天吃喝玩乐的不良习性，也即现在各级党委和政府十分关注的所谓“都市二世祖”现象。
2.城中村的地下经济问题
“地下经济”是指在国内为了逃避税收、劳动力市场监管等“市场摩擦”因素而在官方GDP统计之外进行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城中村的“地下经济”所涉领域十分广泛。如房地产业、房屋出租业，个体工商业，各种流动作业，摊位出租，停车费，村内各种罚款与乱收费，地下工厂的生产、加工、盗版，黄赌毒、走私、盗窃销赃，等等；此外还包括第二职业收入、集体分红、储蓄利息及其它收益，等等。这些经济活动除少数可以合法免税或合理避税外，其它绝大多数属于非法行为，即所谓“黑色经济”。城中村的“活力”与“生命力”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地下经济的活跃，地下经济的生存发展往往需要独特的“土壤”，而城中村恰好具备这种“土壤”。
首先，城中村良好的区位条件是地下经济发展的最佳依托。例如良好的市场区位，便利的交通，邻近庞大的供求市场，良好的信息供应渠道。其次，城乡二元管理结构成为地下经济滋生泛滥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社区管理往往只涉及诸如水电、计生、税务等常规性粗放型管理，而对城市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现象，特别是复杂的经济现象，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其中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农村社区延续下来的一套管理办法很难适应急剧转型的社会，以致出现“工具性失控”；另一方面，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对社区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要求不高，以致出现“价值性失控”。其三，由于居住区环境质量不高，使这里房屋的租金相对邻近的城区具有价格上的绝对优势。由于不论是工作、生产还是居住都需房屋，这些租金廉价的房屋自然成了三教九流的首选，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其四，城中村社区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容易促成社区集体越轨行为。在这里，房屋出租是村民家庭经济的支柱，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降低出租条件避免房屋空置，以致违法犯罪活动不仅没有受到直接管理者——房主应有的控制，甚至还有些见利忘义的村民为承租者的违法犯罪活动暗中提供支持。
综上可见，城中村问题的存在，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不相适应，与迅速变化的城市容貌不相适应，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也不相适应，城中村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城中村的改造一直在小范围内进行，但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不痛下决心进行全面改造，问题长期拖延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造的成本必然会越来越高，将势必影响各方面参与改造的能力和意愿。因此，要切实加快城中村改造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