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的出路在哪

有人问：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罢工？

答案是：环卫工人罢工。如果城市无人清扫，人们将生活在垃圾城堡之中，情状不难设想。

人们随处制造着垃圾，却常不以“垃圾”为意。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时曾打出“绿色奥运”的旗号，承诺届时“城市垃圾将全部进行安全处理，垃圾资源化率将达到30%，分类收集率将达到50%”。如此庄严的承诺，让公众开始关心“垃圾”话题。

实际上，不论2008年之前，还是2008年之后，垃圾问题都是困扰中国城市生活的重大难题。那么，北京垃圾处理的现状如何？“垃圾减量”的根本出路，是否在于征收传说中的“垃圾税”呢？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新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言，“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标准”，看来所谓征收“垃圾税”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早在2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环保厅局长会上，已要求各地配合有关部门适当提高排污费、污水和垃圾处理费标准。

“农民游击队”的角色

北京城里每天总有一些人踏着三轮板车，或走街串巷，或静待一隅，收购各样废旧物品。他们正是数以十余万计的北京回收大军中的成员，这支队伍虽不是正规军，却编制有序，分工精细，“默默无闻”地承担着北京城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的重头任务。

从1952年，北京成立国有废品回收公司，到1965年，北京二环内已有站点2000多个，随着国有企业的式微，到1998年站点仅剩约5个。 数十年来，“拾荒大军”把“国退民进”这个词演绎得活色生香。

王维平，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两大著名的“垃圾教授”之一。1988年，在环卫局任职的王维平给四川人许际才开了张条子，允许他到丰台区的义和垃圾场捡垃圾。后来，据此发家的许际才成为了控制城北的拾荒大王，而追随许际才来到北京的杜茂献则成为占据城南的垃圾大佬──其间故事纷杂，无法一一赘述，讲来活似一部“川国演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王维平从日本回国，他依托政府资源和江湖关系完成了震惊一时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1999年，王维平的调研数据说明，20世纪末，北京捡垃圾的外来人数近8.2万人，其中四川约4.6万人，河南约1.7万人，河北约1万人，江苏约1700人，此外还有安徽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在这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收捡出来的“产品”，几乎都运到河北：塑料，运到河北文安；金属，运到河北霸县；玻璃，运到邯郸；纸，运到保定；鞋底胶皮，运到定州；轮胎，运到玉田。比如河北文安，当地财政收入的93%，都来自于再生塑料制造。

2006年，这支队伍已经达到13万人，而今，恐怕已至16万人左右。 北京市政管委会提供的资料表明，北京市生活垃圾中有机垃圾(厨余、果皮)占44%，废纸张、废塑料和废金属的可回收利用垃圾约占37%──我们有理由相信，有如此庞大而活跃的拾荒队伍，占垃圾总量近四成的可回收垃圾是相当充分“资源化”了的。

如何收编

不过，正如另一位“垃圾教授”、嘉兴学院长三角循环经济技术研究院院长杜欢政所说，民间拾荒队伍已经基本完成了垃圾回收的“价值流”和“物质流”，只有“环境流”还没有兼顾。

有关“环境流”的问题，王维平的感触也很深。他在调研中发现，首先是“回收人群”本身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社会治安，北京的刑事犯罪中有62%与他们相关；二是卫生防病形势严峻，71%的人都有传染性肝炎，梅毒、艾滋病也不鲜见；三是计划生育问题严重，72%以上家庭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其次，民间的回收产业容易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比如河北文安的再生塑料污染，以及绿色和平曾呼吁公众关注的广东汕头贵屿镇电子垃圾污染。

要破解上述难题，回收大军“正规化”势在必行。不过，如何正规化却是个恼人的问题。为此，北京曾试图以“公司化”的方式对十余万的农民回收队伍进行“收编”。

为了巩固阵地，拾荒大佬杜茂献等人纷纷成立了资源回收公司，并与许多小区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原来北京原有的资源回收系统也纷纷进行改制，希望重振往日雄风。而北京宣武、海淀、朝阳、丰台等各区也陆续成立了由各区政府控股的资源回收公司。一时之间，北京的垃圾回收业版图呈现诸侯割据的局面，各种资本竞相争夺利益，而遗忘了改革的初衷。

北京“收编”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新的游戏规则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而改革的成本又分摊到了拾荒“个体户”身上，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具体地说，譬如某个体户与某回收公司签约，每年上缴费用竟高达1万多元，当然里面已包含了进贡给居民小区物业公司的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