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里屯垃圾发电厂“叫停”之后

居民们并不关心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世界上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他们只是被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所吓倒，这种无色无味的脂溶性物质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砒霜的900倍，有“世纪之毒”之称，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已经把二恶英列为人类一级致癌物。

作为工程组专家，聂永丰始终认为，二恶英等有害物只要控制在低含量的标准，就不会对人体和生态产生不良影响。他说，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二恶英排放中，设计要求采用欧盟标准，即二恶英含量0.1纳克/立方米以下，而我国国家标准为1纳克/立方米以下。

虽然在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垃圾焚烧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早在1985年，美国就有超过137座垃圾焚烧炉兴建计划被取消；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

但和所有事情一样，西方国家经历过的困境和走过的弯路，中国似乎都要重走一遍，对于“垃圾围城”困境愈演愈烈的中国城市来说，垃圾焚烧即使不是最科学的方式，或许至少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垃圾场该建在哪里？

但是，具体到每个公民头上，谁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门口建垃圾场。“我不反对焚烧垃圾，但是反对在我们这里烧。”黄世平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态度：六里屯垃圾场的选址不科学。他们也确实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找到了足够的依据，比如，六里屯地区处在北京的上风口，垃圾场离北京的水源地京密引水渠只有1100米，周围有国防大学、部队驻地、两个别墅区、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基地等等敏感单位。

事实上，早在1995年选址时，北京市环保局对垃圾填埋场进行环评审批时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在此地建设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宜的，不采取妥善防治污染措施直接填埋垃圾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市领导已经原则同意将西六建材工贸公司取土坑开辟为垃圾填埋场，在六里屯建设垃圾填埋场已势在必行。”

现在看来，当初垃圾填埋场选址于此，主要是由于当地一座解放前就存在的砖窑厂几十年的取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用来填埋垃圾，既省钱又省力，而对于环保的认知，那个年代几乎毫无意识，现在要继续在此地建设垃圾焚烧厂，考虑的则主要是此地已经是多年的垃圾处理地，这显然比重新选址要容易得多。

当年，建设垃圾填埋场时，六里屯地区周围分布的是西六砖瓦厂、六里屯、亮甲店、屯佃这些北京郊区贫困的农村和生产条件恶劣的工厂，把垃圾场建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总是相对容易些。

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变了，虽然建设之初，北京市环保局提出，“填埋场界外500米之内不宜兴建永久居住设施、现有设施应予搬迁”，然而10年来，当地政府对此规定从未放在心上，反而在附近接连新建了中海枫莲山庄、秋露园、百旺茉莉园等小区，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京郊山水环绕的别墅区，房价已经涨到了1万多元一平方米，还有用友软件等著名的高新企业。

垃圾场不建在这里，应该建在哪里？对于这样的反问，居民们给出的答案多是京西更偏远的农村，但是，政府要做出回答却艰难得多。2006年底，北京电视台《北京议事厅》节目中，在市人大代表和市长见面会上，回应代表们的问题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表达了垃圾场选址的难处，他说：“现在在建垃圾焚烧场三个，说实话，我在北京找不到那么大的坑填埋那么多的垃圾，而且你把垃圾填埋场放到哪个村，哪个村也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所以不管是垃圾填埋还是垃圾焚烧，我们都还是在反复论证和测评阶段。”

如何走出垃圾困境？

北京市垃圾处理有一个内部原则，除了中心四个城区外，其他各区谁的垃圾谁处理。这项政策被不少人批评为产生垃圾选址矛盾的一大原因，很多市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统筹考虑，在合适的地方建设垃圾场？

“这种看法完全是出于对垃圾处理的不了解。”王维平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海淀不适合建垃圾场，把海淀的垃圾运到朝阳去处理，这就意味着每天几千台垃圾运输车绕着半个北京城跑几趟，这样的状况，政府财政承受不了，交通压力更承受不了。”

在王维平看来，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遭遇民意的阻挠，不是垃圾处理的科学方法出了问题，而是政府的行政出了问题。事实上，从1999年底，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启用以来，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周围的居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垃圾场和市政管委会的投诉。

“当时建这座垃圾场的时候，政府也是组织了一群专家，向我们解释并承诺100米之外都不会有臭味。”离垃圾场最近的西六建居委会主任白尚华说：“可后来根本不是这样，这么多年了，臭味经常能飘到1公里外，把我们熏得窗户都不敢开。”

“这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同样的垃圾填埋场朝阳区的就好很多，没有人来投诉他们。”王维平说：“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管理上确实很大问题，为了省力、赚钱，他们甚至把垃圾交给拾荒大军去处理，而不是严格按照处理工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