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里屯垃圾发电厂“叫停”之后

北京西郊的颐和山庄小区会所里，赵章元正在给居民们上课。“如果有条件，就离开这里，把家安在远离垃圾场、化工厂、加油站这些大型污染源的地方。”他把密布着垃圾场和加油站的北京城区示意图摊在讲台上，引起一屋子人一片哗然。

退休前，赵章元是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是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自从去年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专家论证会上对组织者事先拟定好的专家意见书表示异议，并拒绝签字之后，他就成了六里屯附近居民心目中的英雄。

从1999年开始，六里屯就成了海淀区生活垃圾的填埋场，北京市政府还打算投资7.5亿，依托填埋场建起一座北京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是市政府在落实《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中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前解决处理生活垃圾问题的一项重要举措。如果不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奥运会开始前完工，但现在，这里仍然是一片荒地。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剧毒物质二恶英成了笼罩在居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从2006年10月份开始，当地上千居民先后两次穿着印有“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字样的文化衫，前往国家环保总局和北京市环保局门前集体请愿，在巨大的民意压力下，国家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12日责令该项目缓建，进一步组织论证，听取公众意见。

专家论证会上的冲突

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陷入停顿至今，北京市政府虽然并未重新组织环评，却也没有放弃继续建设这座焚烧发电厂的努力，去年11月7日，北京市颁布了新制订的《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该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焚烧厂厂界距离居(村)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和类似建筑物直线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引起了居民们的不满。

“这分明就是为六里屯这个垃圾场量身订做的标准。” 垃圾场附近百旺茉莉苑小区居民黄世平说，300米正好是垃圾场距周围最近小区的距离，把300米写进即将执行的地方标准，分明就是为了在居民区建设垃圾场人为创造条件。他把政府公布的标准文本前后研究了几十遍，参照各种国家相关法规，指出该标准一共有5大项，20小项错误和违规之处。

标准颁布后，北京市政府也曾组织了一次专家论证会，作为居民代表，黄世平参加了那次会议。“他们没有让我发言，主要是听专家们讲。”黄世平说，没有想到专家们分成两派，爆发了激烈的冲突，一方是以工程组专家、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教授为首的“主烧派”，一方是以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士刘洪亮、赵章元为主的“反对派”。“到最后，专家之间的争论都到人格侮辱的地步了，差点没有打起来。”黄世平说。

赵章元是论证会上冲突的主角，“我们争论的焦点就两个问题，一、垃圾焚烧到底是不是最成熟、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二、300米的防护标准是否合理，应不应该写进地方标准。”赵章元说，这两点他都持反对意见，冲突也由此而起。

“聂永丰和他的学生说300米距离足够，我就追问，从哪得来的这个结论，他说是自己带着学生们在实验室多次模拟试验的结果。我说，别靠你那几个学生做几个试验，就说成熟。他就指责我说，你要做我的研究生，我还不收呢。”赵章元把论证会上所谓的冲突向记者复述了一遍。

“说实在的，聂永丰的实验室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可我始终认为，这距离真正的国家标准还很远，在处理这么重大的公共事务时，显然公信力不足。”赵章元说。

在那次论证会上，赵章元显得孤立无援，在座的官员、企业家、学者大都是赞成建设这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或者就是沉默不表态，支持他的人不超过5个，但他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并拒绝在最终的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在后来公布的论证意见书上，也因此没有出现300米标准这条。

散会之后，赵章元赢得了当地居民极大的尊敬，他们把赵章元视为老百姓自己的专家。赵章元说：“我是搞环境研究的，现在退休了，只是把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做点实事，不会去考虑什么学科建设、产业发展。”

当“科学”遭遇民意

对于专家们的冲突，当天参会的北京市市政管委会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不能空谈，理论一定要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能被社会实践所验证，学术也不能太理想化。”对于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的垃圾处理问题，王维平有着更系统的看法。

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环境应用专业的王维平对东京的垃圾处理有过深入研究，回国后，为了研究中国城市垃圾，他吃住在垃圾场，与那些靠垃圾生存的“拾荒大军”一起，并且要求自己带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东京的城市垃圾大部分都是焚烧发电的，全城一共有25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王维平说，北京也应该这么干，走向垃圾综合管理，否则，北京总有一天会被垃圾包围起来。

对于北京这座日益膨胀的超级大都市来说，建设垃圾焚烧厂已经迫在眉睫，可如今，由于当地居民反对，计划中要在2008年建成的3座垃圾焚烧厂全部陷入停顿，唯一建成的高安屯焚烧厂也迟迟不能点火投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