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谁来决定“模糊地带”?
回收清运的问题多且杂,第一是会造成劳工车上作业的安全问题;第二是“受理回收”时易引起跟民众现场纷争的问题;第三是模糊地带,“事业废弃物回收”算不算回收?
很多问题几乎天天困惑着清洁队员,像是:
“强化玻璃有黏胶,厂商其实是不收的。但要便民还是遵照政策?”
“材质规范很重要,塑料不好认。”
“安全帽,是复合材质,拆解人工费用高,如何符合回收机制?”
“碎布一条街,全部下脚料用专用袋,收不收?焚烧还是回收?”
“有里长收了一车倒闭公司的制服,要我们怎么处理?”
“自助餐店餐盘,收不收?”
“机车行的废弃轮胎,收不收?”
这些争议造成了很多困扰,有恶劣民众以“我要检举你”威胁清洁队员,更有些民众一时激动,动手、甚至动刀威胁。
另一个问题是民间一些资源回收体系,如拾荒业者、慈济、村里长等,会把好的可卖钱的回收物拣去,坏的丢给清洁队。而回收行情越来越差,因此回收后堆置变多,占空间且有火灾风险。
五、清洁队员的角色、定位与工作环境
正式的清洁队员在台湾算公务人员,起薪大概33000新台币左右,薪金会随年资增加,算是相对有(法律)保障的工作。其他还有约聘雇、“以工代赈”的扫街等形式。
早期清洁队员的员额和工作机会,有一些是属于地方政府首长的调度权责,但现在多是制度化和考试征选机制。2000年之后,少数地方有工运团体进入清洁队员工会担任干部,所以开始有比较自主和进步的工会主张,也有了与资方(政府)谈判协商的实力,但尚无激烈的抗争或罢工行动。他们对于政府未来是否把清洁队员的工作转向民营化或部份外包,一直保持强烈反对和警戒的态度。
但也正因为清洁队员是公务人员而不是所谓劳工,所以社会地位处于一个比较暧昧的状态。民众希望收垃圾时垃圾车离家越近越方便,但平常越远越好。以新北市为例,很多清洁队越迁越偏远,工作环境的水电、遮蔽也不是很完善。办公室有些甚至在堤坊外,遇台风警报,还需迁移;而且经常因都市规划、房价等原因被迫搬迁。场区位置不方便,资源回收二次分捡回去也不见得有好的作业场所,所以在车上就得处理。“其实配套、完整场区,可减少工作伤害,但一般却都是很克难(很随便,因陋就简)。”
除此之外,台湾清队员的工伤问题也不少。除了前述的载具(垃圾车、资源回收车)设计与作业过程站立造成的摔伤摔死等问题,还有不慎跌入掩埋场和高温底灰罹难等职安不完备造成的悲剧。
六、关于公权力的再思考
为了不让清洁队员当夹心饼干,公权力的清楚规范和介入十分重要,这涉及以下议题:
1.政策支持建立定点清运制度
2.清运过程民众配合
3.“强制分类”是以劝导、拒收还是开罚单为主?需有清楚规范和法源
4.更清晰明定垃圾源头及材质的法令规范
5.评估确认民众是“粗分”还是“细分”?
有清洁队员的工会干部认为,关键是民众与清洁队之间,没有机会和机制可以好好互相理解。
像是“定点清运”的要求,因有清洁队员作业中摔下不幸往生,全台工会提出“反站立,要安全”。这牵涉到在现有载具和收运方式衍生的对清洁队员的日常安全威胁。既然台北市已经实施可行的方法,有关当局就应好好说明,下决心全面改善才对,而不应再以便民为由,让问题继续存在。
另外,要求清洁队员去做小区民众自己该做的小区清洁工作,并不合理。清洁队员的角色,的确因为废弃物政策从昔日的后端处理逐步转型为“零废弃”的前端管理和循环体系而不断改变。很多的劳动过程以及风险,应该被看到、被理解,进而慢慢发展出更友善的解决模式。
七、结语:垃圾不只是垃圾——从垃圾中学到的几堂课
垃圾从来都不只是垃圾。我们从垃圾中学到了几堂课,而这些课也将带来更多新的课题让我们去思考和面对。
1.从邻避到替代方案
台湾经验里,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民间团体在应对垃圾问题时,均试图将议题从“别盖在我家后院”延伸至替代方案的选择,并推动政策翻转。
另外,在推动小区参与时,不只是针对垃圾分类,而是以此为切入点,让巿民产生认同,他乡变故乡。过程包括:建立参与式制度,以落实居民自治;了解小区需求为何,提升居住价值;建构在地社会网络与共同成长记忆。
2.就是要让你愿意分类回收
台湾的垃圾管理变迁经验,其实是拼命让你方便、让你愿意分类回收的“制度性”诱因与配套:
(1)垃圾收费:垃圾处理是需要花钱的,不是大家一起出也是用大家缴的税金,少垃圾少收费成诱因。回收基金会:回收物不算垃圾,不论高值、低值,回收物一定有人收,回收需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
(2)厨余:厨余分离不算垃圾,但尚未成为循环产业。
(3)分离清运:垃圾、回收物、厨余、巨大家具,不会混在一起。
(4)让“受害者”被看到:看到焚烧、填埋处理的受害者。
但最后一点的“受害者”,在台湾经验中还有没被看到或看清楚的——不当的回收方式和制度会造成“环卫工人”容易受伤;垃圾混烧、混埋、不回收容易造成二次污染,进而让“大众健康”和“农产食安”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