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海之后,北京也将进入生活垃圾全面强制分类时代。2019年12月18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发布,北京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将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四类;个人、单位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垃圾将面临处罚。按照国务院部署,到2020年底,全国46个重点城市都将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以法治引导加快垃圾分类推行进程。国家生态环保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垃圾分类法治化初见成效,值得肯定,但垃圾分类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链条、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和分工合作的责任体系,各地自然及经济条件差异较大,在推进中须避免盲目跟风、生搬硬套,避免转嫁责任、依赖市场模式。
“垃圾治理”避免贪大求全
记者:北京、上海、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并推行配套举措,居民垃圾分类热情高涨,取得有益效果。这也使得我们需要审视垃圾治理中的关键问题和瓶颈,您认为目前存在哪些误区?
孙佑海:我国垃圾分类法治化初见成效值得肯定。但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垃圾激增的背景下,也存在一些关键问题:一是全面、协调、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回收法律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从形式上看,我国针对垃圾分类、收集与运输问题,主要适用的是《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散见于各位阶法律法规中,无法达到规范所有垃圾分类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内容上看,当前的法律规范较为过时,专项立法和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显薄弱。如现行旨在解决我国大量报废电器电子产品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由于规范的强度不足,远远不能解决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
二是垃圾分类工作系统不严密。垃圾处理过程包括分类收集、回收、运输、处理、再利用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或不当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失败。各试点城市在积极宣传垃圾分类制度、引导公众践行分类工作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工作的重心均放在垃圾分类收集这一看得见的部分,而围绕垃圾分类的内在工作系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三是公众参与垃圾分类自觉程度不高。从试点城市看,大多数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垃圾分类这一概念和要求,但缺乏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尚未形成良好、自觉的行为习惯,这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各个相关部门在教育、宣传和引导方面下大力气,更需要在设计相关法律制度层面作出细致规定,充分发挥法律的“教育”功能。为避免法条规定流于形式,要做到法律规范完备合理、工作系统协调统一、民众意识自觉积极,只有这样,方能实现垃圾分类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前行。
垃圾分类要避免沦为“盆景”工程
记者:垃圾分类是项系统工程,需要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无缝衔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城市社区的智能设备投放多,但投放主体复杂,而且大部分是把有经济价值的垃圾分类当成普遍性垃圾进行分类,给居民造成误导,融资方、设备制造商却赚足眼球,甚至沦为资本短期牟利炒作的工具,增加了国家和社区的投入成本,造成垃圾分类的实际效果“一地鸡毛”,对此,如何杜绝此类“盆景”工程?
孙佑海:实行垃圾分类是民众、企业和政府在源头分类、中间运输及终端处理上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的过程,所以垃圾分类工作推动的核心任务是分类链条上不同利益相关方责任的界定与履行。分类投放是作为垃圾产生者的居民的法定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以及与政府建立相关合同关系的垃圾收运处理企业的法定责任,而源头减量则是生产及服务类企业、居民、公共机构等应尽的社会责任。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推动垃圾分类时,热衷于采用市场化方式,取得“短平快”成效,实际上是将自己应该承担的推动责任转嫁给了企业。市场化无疑是促进垃圾分类的有效机制,有助于加快分类进度,降低分类成本,便于监管考核,但是合理的市场化的前提是能够促进居民履行源头分类投放责任,范围应限于收集、运输、处理环节。一旦企业跨界代替了居民的源头分类工作,垃圾分类实质上就变成了“政府出钱,居民旁观,企业分类,交差了事”,看似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难度,短期之内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实则非常不利于居民履行责任,养成习惯,也非常不利于政府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当然也不可能起到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