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解答”提出使用“垃圾焚烧炉处置不满足直接入炉标准的感染性医疗废物”,可以说直接与垃圾焚烧国标相悖,且在涉及到具体操作要点时措辞弹性极大,频繁使用“可”、“尽量”、“建议”、“尽可能”等非强制性语句。在应急状态下,这些“操作要点”的真实执行效果令人堪忧!!同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协同处置医废对垃圾焚烧厂“硬件”和“软件”的要求有多高!
首先看“硬件”,一是要设立医疗废物暂存区。此要求貌似简单,实则不然。设立医疗废物暂存区有着细致而复杂的规定,例如选址要远离食堂、生活垃圾堆放场所,地面、墙裙要做防渗处理,产生的污水应消毒和处理后再排放,等等;二是体现在卸料环节,要求有独立上料装置,若没有,则要用固定卸料口。该规定系为减少感染性废物对设备设施的污染,同时也可以让入坑的医废相对集中,以降低后续操作难度;三是改造垃圾抓斗,改用弯钩和网兜抓料,这可避免在抓取医废入炉过程中医废容器被抓斗破坏导致泄漏,进而污染整个垃圾贮坑,甚至污染渗滤液处理设施,后者并无消毒功能。
而“软件”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操作、作业监管三方面,“解答”提出的要求其实也很明确,要求在垃圾料坑内提前铺设发酵充分的垃圾作为垫层,要求精细化操作抓斗避免破损,要求医废投放速率控制在生活垃圾5%以内,要求有医废专业人员现场指导,等等!
但是,在应急处置情况下,上述对垃圾焚烧厂“硬件”和“软件”的要求是否已得到满足?尚不得而知!
六个垃圾焚烧厂协同处置医废案例,五个恐难借鉴
为打消各界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置医废的疑虑,“解答”特附带了六个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应用案例。然而细观就会发现,其中五个案例恐难有经验可资借鉴。
六个案例分别来自上海、汕尾、东营、莆田、珠海和仙桃,但只有上海堪称历史案例,其首次利用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发生于2014年2月,至2019年,应急处置量分别为0.085万吨、0.193万吨、0.463万吨、0.756万吨、0.931万吨和1.449万吨。“应急处置过程按照《上海市医疗废物卫生管理规范》和《医疗废物管理有关物品消毒方法》进行卫生防疫控制,医疗废物与生活垃圾混合焚烧每小时比例控制在5%以内,污染物排放指标执行《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8-2013)”。其余五个案例均发生自本次疫情期间,时间太短太近,均无甚经验可谈!
另据专家表示,上海利用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医废案例发生在老港焚烧厂,该厂专门设置了医废单独投放口,处理的是经蒸煮消毒灭菌后的医疗垃圾。但这次武汉使用垃圾焚烧厂应急处置的却是原生医疗垃圾,在国内首开先河,风险很大!
同时,在“解答”中作为参考依据出现的挪威奥斯陆垃圾焚烧厂处置医废案例未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令人遗憾!但笔者搜集到的一份资料却显示,挪威奥斯陆垃圾焚烧厂废弃物日处理能力为480吨,年可处理废弃物约15万吨,其中包括生活垃圾9.6万吨,工业垃圾4.9万吨,医疗垃圾1500吨,医废处理量仅占总处理量的1%。与“解答”中“医疗废物掺烧比不超过生活垃圾的5%”的说法相比,虽不能说不符,但也远低于5%。
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处置医废作为疫情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虽不无不可,但绝不能走以“污染”治“污染”的路子,遑论不规范处置带来的各种潜在感染风险了!
最后补充一句,即使生活垃圾焚烧厂助力,武汉目前仍有190吨医废暂存库中无力处置,呼吁全国各地医废处置相关企业,继续大力支援武汉!让错位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早日“下岗”,让医废处置不再令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