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难题待解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要求,到2020年底,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但记者采访发现,源头分类的持续管理和分类处理的持续监管,是阻碍垃圾分类政策落地的主要问题。一些地方的相关条例明确了“不分类不收运”措施,同时制定了第三方不定期对小区进行分类情况抽查的方案。但基层人员表示,这些措施都还难以到位。
在广州,某些小区撤桶后的布局设计仍需优化。广州市民王先生住在一个几千户居民的大型小区当中,撤桶定点投放后,小区只设了三个投放点,“每次扔垃圾都要翻山越岭。有时工人很难及时清理,还会出现‘爆桶’情况”。
部分居民,尤其是年轻上班族,抱怨“无桶化”的规定时段投放让扔垃圾变得麻烦。北京居民张小姐坦言,以前出门就能扔垃圾,现在不仅要多走路,有时候还找不到桶。
阿里巴巴环保业务负责人曹启明说,“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宣教引导,但后期的难点主要在于垃圾分类参与主体在整个链条上没有清晰的定位,无法形成价值共同体”,市民的分类行为和环保价值无法直接关联映射,甚至在转运环节出现混装混运,进一步损害了参与者的信心和积极性。
比如环卫车辆难以做到“不分类不收运”,不敢不收运,否则会有大片区域垃圾腐烂发臭。再如第三方抽查,上海市的一名基层人员介绍,这种检查频次比较低,“我们统计过,小区一年可能只被检查三四次,震慑作用不够。”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徐志平介绍,未来希望探索以技术加管理的方式,形成长效机制来代替主要靠人工值守的方式。上海某些小区在投放点安装摄像头,并在投放点附近的屏幕上对录像进行复播,对录像中没有分类的居民上门劝告,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业内人士认为,要更好地解决监督投放和混装混运的问题,前期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引导,长期运行则需要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来保障。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静、王优玲、宋佳、杜康、李亚楠、荆淮侨丨北京、上海、 陕西西安、广东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