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总结,这一年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一些软的东西变硬了”。如意识是软性的东西,行动是硬性的,最近可以明显看到意识转化为了行动。以前谈到垃圾分类,一般想到的都是奖励措施,哄着大家去做;现在这样的奖励措施已经不是主流,主要还是靠法律的强制作用。如果做不到,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可能受到处罚。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已经跟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跟个人形象、自我评价相关联。
新问题
在用制度化力量推动垃圾分类时,对于市场而言,可能并不是完全规范、恰当的方式,会产生一些低效的结果。薛涛提出问题:“政府力量、居民力量、市场力量,三者应当如何平衡?”
刘建国指出,在垃圾分类取得成绩的同时,过去一些硬的地方却开始软化,变得摇摆不定,模糊不清。“目前的垃圾分类,有很多短板要补齐,但在补短板的过程中,设施主次定位、处理系统结构等事宜需要明确、过硬,就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成本多少,绩效如何,都必须清晰可考,像过去进入到焚烧厂、填埋场一样。但在目前系统复杂了,链条更长了,这些地方反而变得语焉不详、模糊不清了。如果说不清楚,最后主要渠道还是进填埋场、焚烧厂,那算不算违法?”刘建国判断,要使原先有的硬性基础继续硬下去,需要考虑工作推进过程中的适度适量,从顶层设计上避免理想化倾向,注重结合实际、循序渐进。如果一厢情愿的话,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刘建国
目前,生活垃圾前端投放环节得到了极大关注,何晟认为,无需过于纠结一些太细节的分类。他解释:“应尽量减少在前端的二次分拣,一是投入较大,二是执着于前端分拣与垃圾分类这件事的初心相违背。现在的终端处置设施可以采用相应的设备解决混入的少量杂质,可以花更少的成本解决问题。”
此外,厨余垃圾桶的设置也存在“邻避效益”。由于厨余垃圾易腐坏、气味大,居民对于小区中的厨余垃圾桶的设置大多不太欢迎。何晟提出:“或许可以考虑借鉴台北或日本的做法,不设厨余垃圾桶,而是让厨余垃圾运输车定时定点来,让居民直接把厨余垃圾扔到运输车上。居民也可以像往常一样扔到其它垃圾桶,但投到厨余车上就会有奖励或者垃圾处理费的抵扣,这样可以提高厨余垃圾收集的质量。”
王克虹认为,垃圾分类工作还需要更多地考虑经济规律及与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分类必须要符合经济规律、符合人性,必须要有内在驱动力,而不能是被迫的、靠监督的。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社会生活成本高,居民生活中的不方便也有时间、精力成本。此外,很多小区强制摆厨余垃圾桶,再把这个责任强加给物业,没有一分钱的补贴,物业还要花费水电,居民也不配合,这种模式难以持续。”
“我期待垃圾分类可持续进行,但垃圾分类良性循环的动力机制还未形成。”钱光人指出,现在环境产业并不景气,但千军万马都在做垃圾分类,管垃圾分类督导的大妈需要比较大的资金投入,这明显是一种短期的动力机制。他认为,如果长期的垃圾分类可持续动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做不好,上海有很大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又回到常态。
薛涛同样认为分类成本到了需要考虑的时候:“每年一户的垃圾成本在不考虑分类时就大概需要八百,主要通过政府补贴,实现收费的比例很低。之前,深圳和苏州做的工作类似于调经络,花费不多;现在干湿分开后,相当于要造一个血管,把湿垃圾从分类到处理的流程造出来,面临着更多的成本。”
对于成本问题,刘建国则认为,管理理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当前多付出的社会成本、经济代价也是必经之路。“比如今天的女士们都化了妆,带了首饰,穿了漂亮的衣服,既不经济,也不环保,但是时尚。只有经济水平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去追求这种时尚。这也文明的意义所在。”